民初的著名思想家、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到了甲午年, 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 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 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 此疆彼界, 各不相下。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新民说》）

正如同日本要和满清争夺“中华”的称号一样，“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 无论同姓之鲁卫, 异姓之齐宋, 非种之楚越, 中国可以退为夷狄, 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西周晚期开始,“夷狄”与“华夏”的分野已然清晰，并非在于人种学，而是在于“礼”——文化和道德，“诸夏用夷礼则夷之, 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

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