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不大，总理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该向右拐，出大门，可他却向左走，进了卫士值班室。卫士以为去找他们，马上立正问富春同志有什么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对，笑着说:“啊，我走错门了。”这时，总理也下来了，富春同志回头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汽车沙沙的飞驰声划破中南海宁静的夜空远去了，而少奇同志和总理亲密无间的友情及总理那爽朗的笑声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个星期天，少奇同志要约一位部长谈政治报告的事。我请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帮助找那位部长，话务员回答我:“他家里说他去看戏了。”我将此事报告少奇同志，他说:“那也得请他来一下。”时间不长，那位部长急匆匆赶到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看见那位部长神色紧张，便亲切地说:“对不起，今天没有让你看完戏。”那位部长也连声道歉:“让少奇同志久等了。”

1956年的盛夏，北京酷热难熬。《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我们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夏日的北戴河，风景迷人，气候凉爽，带着咸味的习习海风，使我们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更令我们无限向往。但我们却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更无暇享受大海的温柔抚慰。因为少奇同志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去后看见他不大高兴，便问:“有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又按铃叫来公务员，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敢多问。过了几分钟后，他指着办公桌前那个又高又重又滑溜的人造革面的大椅子说:“这个椅子你们坐着舒服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和公务员赶快把那个大椅子抬到一边，换回了原来的藤椅。出门后，公务员有点儿委屈地说:“这几天他睡不好觉，有些烦躁，容易发脾气。”我笑着对他说:“现在正是坐藤椅的季节，你放张大皮革椅子，既不透空气，又不易移动，就是睡好觉的人，也不愿意用它。所以他问我们坐着舒服不舒服，我们坐着也确实不舒服嘛。”

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请他尽快定稿。因为他不定稿，我们大会秘书处的许多工作就无法进行。”我将尚昆同志的意见报告后，少奇同志才说:“那就这样定稿吧！”

1956年9月15日，八大开幕的那天早上，少奇同志对我说:“请你到会场为我服点务。”同时递给我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装的是我选出来的有关大会的文件，带到会场备用。”还拿出一个签到手册，又说，“我把名字都签上了，每天进会场时，请你填上日期，到签到处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员统计人数。若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记一下告诉我就是了。”他知道我是第一次跟他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所以交代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