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政权还制订了《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企图以严酷的镇压行动来吓阻特券流通。条例规定，对特券的伪造者处以死刑及7年以上无期徒刑，收集、交付及运送者处以无期徒刑及5年以上徒刑，提供伪造场所者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又以高额奖金鼓励民众告密检举，日伪制订的《查缉伪券致送酬金办法》，规定凡破获伪造机关者奖励10万元以上酬金，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5万元，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3万元。

日伪的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巾承认特券在沦陷区的推销“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由于日伪统治严密，伪币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因而发行量远不及华中地区。

但从总体看，特券的发行效果还是显著的，据统计，不论在华中或是华北地区，每一千元的中储券或银联券中，就有一元是特券，应该说数额巨大。截至1944年3月，特券在华中地区的使用金额达到4000余万。从时间上看，则从1943年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没有间断过。

特券混杂在敌伪中储券或银联券中使用，通过不断输入沦陷区，去抢购黄金、棉纱、布匹等物资，不仅破坏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大量特券是利用伪军将领、日伪系统的公司去换购物资的，被日军察觉后，引起日伪狗咬狗的斗争，起到了离间敌伪内部的作用。

由于发行特券的任务极端保密，参与决策其事的人，职级都很高，他们都没有留下回忆文字，致使事情的真相一直湮没无闻。一些中下层参与者，虽然参与了一些发行特券的事情，但对全貌，也不是十分了然。如当时在军统局国际科任职的邓葆光，他后来回忆说，发行假币的事情是戴笠一手筹划操办的，特券的面值分1元、5元两种。实际上不然，因为这样重大事情，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戴笠如何敢作主，又如何作得了主呢?而因为飞机运输的印刷成本的关系，特券的面值也不是1元、5元两种，而大多为5元、10元券；中美合作所的梅乐斯上校在《另一种战争》一书中，对此事也有所记载，他认为特券的伪造是在上海附近的中美合作所营地进行的，可见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了解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以及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才使这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