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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风波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其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运作，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承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遭到“劝退”
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置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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