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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开国后，首先讨平二叛，杯酒释兵权，稳定了内部，之后便发动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平定南方诸政权。按照当时宋朝的国情和与辽的实力对比，先南后北是比较稳妥的。对北汉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采取攻势，时常骚扰其边境，焚其寨，迁其民，空其地，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积极防御，既使北汉坐卧不宁，也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而宋太祖前两次伐北汉都是因为有机可乘而临时改变既定战略，有投机取巧的意思。随机应变，把握时机，这本无可厚非，宋太祖也并非头脑发热之人，只不过考虑有欠周全。伐北汉势必要考虑到辽援，太原恃有辽援而坚守，也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希图速战速决是不切实际的。第一次伐北汉，宋太祖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太原的坚守之志，二是没有充分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故而无功；第二次伐北汉，宋太祖吸取教训，对阻击辽援做了部署，并且获胜，虽规模不大，也极大挫动了北汉的守志和契丹的锐气；然而太原城坚，即使用水灌城依然不破，也使宋军锐气大减，此时辽援再至，已不可再战，宋太祖及时撤退，虽然略显狼狈，也是明智的。这之后，宋辽实已开衅，契丹开始了频繁扰边。宋以南方未下，不便两面作战，而主动与辽媾和，而契丹似乎也领略到了当时宋军的强大，接受和约。而第三次伐北汉由于太祖崩而夭折，仍然未能达到目的。
宋太宗在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也将矛头指向北汉。宋太宗的战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对阻击辽援也做了充分部署。然而太原的坚城又一次让宋军感到无可奈何，不过白马岭阻击辽援一战却着实打出了军威。大将郭进在太祖时期就被赏识，一次太祖为郭进修住宅，有人劝谏说这种住宅的规格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用，而太祖却说：“朕视郭进岂减儿女耶？”郭进为西山巡检，任务是防御和骚扰北汉，做得也很称职。尤其是法令严明，宋太祖每次遣京中禁军戍西山隶郭进帐下时都要告诫他们：“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宋太祖时期，对边将还都是许以便宜行事的，并不似太宗以后还要遵照“阵图”来用兵，故而太祖时期的边将都很受优待和礼遇。田钦祚也应该说是不错的将领，“三千打六万”固然是浮夸了些，但可看出其人还是敢打硬仗的，只不过人品操守上毛病太多。白马岭一战郭进凭借勇武，击其半渡，大败契丹军，斩敌大将数员，若不是田钦祚按兵不动，估计还会扩大战果。这一战颇收顷刻之效，使得契丹在短时间内竟无力再发援兵，也在客观上促动了太原的主动纳降。所以笔者认为，宋太宗伐北汉不是胜在太原，而是胜在白马岭。若不是马峰哭谏，太原很可能再坚持数月，以待宋军师老自退或第二批辽援继至。
本来辽援已退，北汉已平，这场战役完全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的。宋太宗千不该万不该，在与辽作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画蛇添足地乘胜北征，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高梁河之战
1、战前谋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欲以新胜之师收复幽蓟。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军诸将，大多数比赵光义冷静得多，他们以大军云集，粮储不及为请。赵光义却兵来将挡，下诏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限期转运至镇州北面行营以备供应。当时扈从六军，有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赵光义大怒，要按军法处置，被臣下谏阻。
而当时的辽对燕地的防守其实早有部署。三月，韩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已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译“希达”）、乙室（伊实）王撒合（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说明其早已考虑到宋军可能的进攻了。辽在幽州经常屯驻的汉兵，有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军，共约一万八千余骑；又有其所属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举南侵，则一般调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诸路兵，兵力可达二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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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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