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土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人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桔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无人知向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它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后，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要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工作人员摇摇头，感叹人间的世态炎凉。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盒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谁也猜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

就这样，贺龙元帅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安放在一起了，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这里没有变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的死者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亲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它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