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地方所属文艺单位、业余文艺团体都要加入演出行列。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要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坚持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

“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

周恩来对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乃至许多细节的处理、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等，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家们一起磋商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

周恩来以自己是一名创作者和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要很深刻，又能打动人，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为了使《东方红》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亲自请熟悉党史的中央、军队方面有关专家给编创人员作报告；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一一进行具体指导和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