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这个题目好”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吹了“风”。大家一听很振奋，但是一掐指头，又有点胆怯，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便爽朗一笑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有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7月24日，也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同时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会上，周恩来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这部反映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终于启动。不久，上海12位参加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

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即他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哨兵”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这样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他还想通过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为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