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李鹏、雷洁琼、杨静仁、钱昌照出席王力的遗体告别会

另外，张慰慈和沈怡也对钱昌照略有微辞。1938年底，张慰慈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黎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

沈怡是钱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时他曾撰文批评钱昌照，“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钱为此很不高兴(第161页)。

宋子文下台后，钱昌照也提出辞呈，于1947年4月27日离开资源委员会。钱氏一走，行政院于5月10日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两年多的调查资料和国内外的设计图纸，成吨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里面；派到美国实习两年多的50名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后都被迫改行；至于那位著名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离开中国时也“难过得几乎要哭了”(第82至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