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王稼祥在延安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