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79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