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

10月28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电话说：“熊复同志的爱人给中央办公厅来信反映熊复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要阜外医院想办法治疗好’。”两天后，熊复住进了医院。他是从宁夏五七干校接回来的，那里生活、医疗条件都比较差，他年年犯病。住院后，心情比较愉快，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恢复了健康。他满怀着对总理和医护人员的感激，告别了医院。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军事秘书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文革”初期就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1973年3月，总理接到卫戍区的报告，得知他身体不好，立即批准送他来阜外治病。一次我在病区内巡视时；轻声对他说：“雷部长，上级很关心你，好好治病吧!”他听了一怔，似乎想问什么，但见我身着军装，又没停步，终未开口。二十几年后，1996年8月22日，我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李海文去看望雷英夫同志。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医院跟他打招呼的军人，又听说是周总理安排他住院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我的处境就是从住院后才开始改善的。我一直在想，批准我住院的只能有两个人：总理和叶帅。今天，你们终于给我证实了。周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伍修权来阜外住院的情况，已写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一书中。他写道：“……”我的孩子们了解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我被送到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治疗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着。不准与别人接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准使用，临时给我起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还是知道我的身份的，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细致认真。”

江一真同志是老红军，曾任卫生部和福建省的领导，“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周总理设法让他住进了阜外医院。在医院里，江老非常乐观，非常坚定，曾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呼喊就健康了，不呼喊就不健康?这不是党的光荣传统，也不是党的什么作风，这是形而上学。”他还说：“他们批斗我，给我带了很多帽子，但我平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总理了解我，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

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住院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