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之战场面

晚上举行联欢晚会。二队一班在帐篷里讲故事，唱歌。他们唱了新近学会的《东方红》，电影《白毛女》插曲，《社会主义好》；工作人员唱了新近向他们学会的印度歌曲。

三队是第二批走的。有个底旺辛，平日对我方不够友好，这次要走了，给队长写了一封纪念信，有2页，信尾附了通信处。又送给队长一块手绢，是一方白粗布，上面绣了三个英文字：Forget me not（永勿忘我）。

这位底旺辛，约3周前，我们到他帐篷里交谈时，他在谈话中说，“印度进行了土改，人人都有土地，没有了地主。”对此，我们不置可否，而是转向另一个俘虏，问他，“印度有乞丐吗？”“乞丐有土地吗？”得到了如实的回答。底旺辛听了，就从半躺的姿势坐直了，低下了头。我们若无其事地转到别的话题上。

难忘的交接

4月10日中午12时40分，第一批印俘在沙马以南巴比通交接。

在交接地宿营时，我方人员与印俘临别赠言。中尉巴哈底尔·古龙在话别会上说，“我们在一起五个月，生活得像兄弟一样”。他还表示，这一类话，他在收容所从来不敢公开讲，生怕回国后丢了饭碗。但是，快分手了，他感到一定得讲，否则今后就会有内疚。有的人深夜等候到12点，1点，等我们队长到来，向他献纪念品。一些低级军官与士兵一样，哭了。

交接当中印方人员点名时，俘虏表现冷淡，只应一声“到！”而按照他们的习惯，该回应“到！先生。”（Yes,sir.）

印度红十字会为首的代表看到了俘虏队列中惟一一个身穿印军绿呢制服，而不是穿中国灰蓝制服的人，便把他叫出来问他，“你在那边生活怎么样？”这个俘虏回答说，“很好很好”。为首代表立即做出凶眉恶眼，威吓地又问：“你的健康怎样？”俘虏仍然回答，“很好很好。”俘虏被交给了对方，跨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有人口气坚决地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红十字会摄像师曾开动摄像机拍片。可是，俘虏在我方干部、医务人员、翻译的陪同下，互相握着手，搭着腰，擦着惜别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着。印方摄影师见到此种情景，只好马上停止工作，收拾起摄影器械，狼狈地溜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