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美龄等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选’”
“公论自不可没?选”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选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选”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中共，不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徒”（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 Ｃ〇ｍｍｕｎｉｓｔｓ），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八月二十二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选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选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八）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选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页一二〇）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页一二一）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页一二〇）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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