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战结束后，交换俘虏场面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运走的时候有的偷着就跳船、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说‘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队的情形，没有办法交待，死路一条，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台湾，去了台湾想法不一样、变了的话，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两万两千多人，在分别的那一刻因着不同的选择彻底登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当运载去台湾的战俘的船只和运送回大陆的战俘的车辆驶向不同的方向，这两万名战俘的命运也从这里分道扬飙。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或许只有一点，就是他们曾经是战俘。这共同的起点将永远被标记在他们的身上。
冉宏图抱着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终活了下来。为了种种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允许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回乡务农经商。冉宏图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枪，由一个志愿军战士变为国民党军人。冉宏图在国民党军队里，口是心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每天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国民党真的有这个能力，他选择沉默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平平安安的活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火光烟雾之中，从前线传来的一些消息让冉宏图难以平静。
冉宏图：第一次就炮战，有的会水，跑了。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干那个事情，我带的冲锋枪，我可以把船头控制。那个连长的传令兵和指导员的传令兵是一个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说‘什么行动’。他说‘驾驶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跟连长指导员报告说你有投降的举动’。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跟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叫刘承林亲自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我就警惕了，以后也不叫我押水运就让我调回去换班。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志愿军大部分人在曹营心在汗，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针对战俘，国民党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他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说我不参加。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没有希望了。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过那个生活够黑暗了、够羞耻了，他不说你是中国人，（说你）是战俘。他说我们都是坏人。
好人、坏人、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冉宏图内心始终被这些混乱的概念纠缠着，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来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家乡父老面前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机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他依然还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可能正是这残存的一点点自尊让他还觉得自己不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他还活着；但也正是因了这点自尊，他依然痛苦、无法安宁。
冉宏图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他心灰意懒，此时他以不在关心政治，不考虑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节前后，他总是面对着大海，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牵挂。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都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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