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回到父亲身边的妞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整日欢笑，撒娇打诨，风风火火，完全看不到“文革”悲惨日子中凄惶的影子。我却很难忘却，老是想起那时的她。有一次，我与杨爸爸聊着聊着就叙述起妞妞在“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她从小娇生惯养，才十七八岁，遇到如此大的国难家祸，其苦其痛可想而知。她居然坚强地挺了过来，还有意去主动帮助别的孩子。我说到插队的农村生活，讲她变卖仅存的家当给我们买罐头，说到徒步几十里的“密会”，讲我们共同思念父母的情节……恰巧是“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杨爸爸仔细地听，未发一言，开始注视着我，慢慢地垂下双眼，我看到泪花在他眼里打转：“谢谢你在那时关心帮助了妞妞。”我很诧异，没有思索就回驳了一句：“哪儿呀，杨爸爸，我说的意思是我该感谢她！她多不容易呀，我何止是佩服！看她能挺过来，真正是鼓励了我，她不求任何回报，帮助了我！”这时，杨爸爸豁然开朗，双目如炬，显现出自豪的神情。

杨爸爸每次都要问问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对我的汇报，事无巨细，他从不嫌弃，物议对错，他绝少批评，多半都是认真听，间或也鼓励，让你看到自己的长处优势，再点出要注意的事。完全是典型的“圣人亦不伤人”。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工农兵都干过了，而且又正经上完大学，知识经验都有，比我们当年要强得多，肯定比我们走的弯路少，应当比我们干得好。只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第二，什么时候都必须不断虚心学习，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向群众学，从书本上学，在实践中学。”看看，“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吧？然而，正是这金石之言，令我铭记肺腑。

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应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近半年后，党的十四大召开，杨主席辞去党中央职务，翌年全国人代会时，全退下来。日子空闲了，可以多聊聊。一天，他通知我，陪他到河南看看。他专程到开封父亲去世的地方看了，一路上，讲了许多父亲的往事，以后，还复述过多次。他说，在历史上，他与我父亲共事算是最多的：刘年长杨九岁。1930年，刘到莫斯科，在职工国际工作，杨当他的翻译有半年多。1931年杨回上海，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长，不久刘也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是杨的直接领导。红军长征时，杨任三军团政委，遵义会议后，刘任政治部主任，杨又直接领导刘；过草地前，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刘任主任，杨又为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时，杨到北方局任副书记，刘已是书记。1938年，中央决定刘调任中原局书记，杨接替为北方局书记。1943年刘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之前，杨也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在1943年的同一会上，被任命为组织委员会委员、研究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杨又任中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长，中办、军办主任。胡宗南攻延安，刘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杨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带着机关到山西。建国后直到“文革”的情况，可谓众所周知。杨爸爸说，他对我父亲最了解，也最有感情……1988年我父亲90岁诞辰，他作为在任国家主席到湖南参加纪念大会并致辞。到了1998年，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前，同作为原国家主席，杨爸爸主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并亲自口授提纲，几次动笔逐字逐句修改。我听到后十分感动。

1998年夏秋，发大水抗大洪，我忙得够呛。9月12日上午，张鼎承叔叔的女儿张九九突然来电话：“你快来301医院，杨主席快不行了，来看最后一眼！”我飞车赶往，一路上心烦意乱：一直以为杨爸爸的身体好得出奇，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到了医院，我才得知他已住院多日了。小二哥哥(杨绍明)先带我到病榻旁，老人家已没有知觉，周围全是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正在抢救。妞妞趴在床边，捧握着杨爸爸的一只手……我几乎是呆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弥留之际的他。小二哥哥说：“爸爸在病中几次念叨你，每从电视上看到发大水，就说你一定正在抗洪，忙得顾不上来看他。他不要我们告诉你，怕你分心。”我抽泣着退出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