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一次饭毕，彭老总要与父亲谈谈。因餐厅的另一半是用屏风隔开的会议室，他们就转过去谈。我在饭桌上“打扫战场”，看到杨爸爸站在屏风这边侧耳倾听。彭伯伯说话的声音大而急，满口湖南腔，我一句也听不懂。忽然，他厉声高喊了一声：“尚昆，你也过来！”我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这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而红三军团三位巨头战友之间的交谈，一个孩子即使在场细听，也肯定绝难理解。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爸爸和罗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陆定一叔叔首当其冲，第一批被打倒。据说杨爸爸的错误是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还和罗瑞卿等人一起积极参与反党活动。我敢说，闻者莫不纳闷，既不可想象，更无法理喻，但那年头，就那么怪，大家也就那么“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门打篮球，透过赛场观众，看见妞妞跟着一辆满载家具的卡车缓行，一副“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样子，迎着夕阳，垂头走到门口，登车而去。在场的人们议论，说杨家搬出去了。我心里感到异样：两小无猜、一块儿长大，临走也没来得及说句什么。说实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来告别，我又能说什么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十万人批斗大会上，我才又远远地见了一眼杨爸爸……不久，又见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时，和平里东有座五号楼，是著名的“黑帮楼”。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时分配下乡，而两个学校又安排在同一个县。我算被“劳改”，她虽是插队知青，也属被监督之列。我们用鸡毛信方式，打密语暗号，约定时间地点，溜出几十里相会。坐在白杨树林间的草地上、渠墚边，天南地北地聊，追忆似水年华，共抒对亲人的思念。聊到尽兴，宠辱皆忘……现在想起，还挺浪漫。六年后杨爸爸被“解除监护”，下放山西“接受审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虽更孤独、更寂寞，心底却真为她高兴：总算能与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杨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显老了些，瘦了许多，比过去严肃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么有亲和力。不久，我母亲也出狱了。

以后二十年间，不定期的，杨爸爸总惦记着请我们去谈谈。开始，他和妈妈谈当年与父亲相处的许多事，而妈妈又因我是学历史的，让我作陪旁听。日久了，杨爸爸一见我，也爱回忆往事。他记忆力非凡，党史军史上有许多谜团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几乎全能讲得一清二楚。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说说，为什么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说：“您与毛刘是长期的老战友了，怎么问我呢？我每次见您都想问这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他沉吟良久，抬头自语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和场景，也出现在彭真叔叔与我的谈话中。说实在的，他们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后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评，恐怕永久也难想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