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
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
摘自《我与曾山》新华出版社出版
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