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3、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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