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