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押上法庭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通过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中，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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