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全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份汇报材料是习仲勋在到广东工作了七个月之后形成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的工作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与一同在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会国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会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便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思考广东加快“四化”建设进程的出路。习仲勋对同去调研的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不久，他和当时的省委领导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