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

1949年6月，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笔，如著名的《共同纲领》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期间他感冒了，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主席有些着急了，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他离不开乔木。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传染给主席，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这和一起交流，随时询问，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他着急地对我说：“乔木是累病的，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我们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乔木，把你累病了，看过医生吗？”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碍大事，能坚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处，怕传染给你。”“工作离不开你啊，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主席说完又指示我：“告诉王鹤滨大夫，一定治好乔木的病。”

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关心。主席对乔木这样，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一天后半夜，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说请主席审稿。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先别打搅他了。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也不和我说话。

过了大约20分钟，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有急事？”徐业夫问乔木。

“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乔木答道。

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我要负责任，于是问他两人：“主席睡了40分钟了，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还是惊动主席吧，因为事情太急了。”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知道事情如何处理。

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我轻轻说了一声：“主席，有重要事向你报告。”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主席没被叫醒。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没办法啊！什么事？”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半闭着眼睛说。

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主席坐在床上，接过稿子，这才完全醒过来。“这一稿改得好，可发。”说完用铅笔签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