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认为：谢维俊、毛泽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区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该区域的工作，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

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