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八路军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956年6月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两年以来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以西安事变作题材写一本长篇的统一战线小说。我想这在统战工作方面和文艺工作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工作是极艰巨的。为了准备做这一艰巨工作，两年以来我曾读了不少中外文艺的书籍。我也曾就我记忆所及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西安事变的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个工作我准备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也准备作为我一生有价值的贡献。不过我现在担任的事务性工作相当多，使我构思写作的时间太少，因此感到相当吃力。希望组织上今后对我的工作安排上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事务性工作，帮助和鼓励我完成最后的志愿，这是我衷心迫切的请求。”

1956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在总理的支持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自己的回忆的基础上，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进行采访，随问随记。在那两年他采访西安事变亲身经历者就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青长、南汉宸、徐海东、高崇民、郭增恺、刘多荃、王菊人、王卓然、洪钫、于学忠、应德田、李维城、赵彦青、卫立煌、邵力子、李志刚等。其中许多人已经陆续不在了。父亲还大量查阅并记录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如：《西京民报》、《上海大公报》、《中央日报》、西安和延安之间信件来往、张杨之间的信件来往、有关人士发表的文章等。

1959年夏《西安事变记》初稿完成，父亲将其送交领导和相关人士审阅，征求意见。

1959年8月，叶剑英元帅谈：“.这是一件大事，张学良对党有功，现在写出来很有好处。如不出版，还可以多写一些，有些情况还可以写详细些，如：张学良曾向我谈过要求入党的问题……”范长江说：“第一手资料，权威资料，搜集这样多的资料真不容易，真是内幕核心的资料，可以藏之深山，垂之永久。”张奚若说：“两天的功夫，全部看过，一个字未忽略过。看了以后增长了许多知识，纠正了过去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也有人提：《初稿》不够突出政治，叙述人事往还的多，从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具体问题少，因此不够深刻等。

1960年至1962年，父亲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西安事变记》进行第一次全面补充修改，1960年12月1日记：“这次修改西安事变记的目的有三：1、落实，将虚假的去掉，将空虚的填补起来。2、求平，将歪的邪的去掉，求正求平，去掉一些杂质，使它内容更纯正。3、更好地组织起来，如设章。这次修改拟完成下述三点：1、更深刻正确的论断。2、把偶然的事件从内在的联系找出它的必然性来。3、尽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这个事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62年5月《西安事变记》二稿打印出稿。

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事变记》也成为父亲阶级立场有问题、阶级观点不清、成名成家、个人野心的罪状。虽然身处厄境，但父亲不忘自己的历史责任，于1972年至1973年，进行第二次全面修改。1972年12月12日记：“为了纪念西安事变，我今天下决心，从明年（1973年）1月1日开始，着手对《西安事变记》进行最后的修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修改，务期使它成为一本像样的历史书，预计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1976年）前完成，以偿我的夙愿并纪念我故去的朋友们！这是誓言，不死决不改变！”

父亲此时已是74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许多的坎坷和曲折，又是病痛缠身，但他心中想到的是：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父亲说到做到，从1973年1月1日到2月6日，日日伏案改稿，新年、春节，两个节日，均未休息一天。本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一些框框，但在实际修改过程中，父亲仍推翻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本着再现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瞬息变幻的历史真相，热情歌颂了两位将军的不朽功绩。之后，他又根据李克农、刘鼎、南汉宸，高崇民、王炳南、王菊人、孙铭久等各位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和知情人所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反复作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刘鼎，在最后的审定出版工作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自1959年初稿完成，大的修改两次，小的审查和修改不计其数，到1976年，三稿基本完成，定名《西安事变纪实》。

1976年4月下旬，父亲因天安门事件的刺激，突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病，造成口喑手颤，难于行动。右手不能写字，他练习用左手写，坚持修改《西安事变纪实》。1978年，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西安事变纪实》，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最后地写下了“编写说明”。1979年，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父亲，在病榻上看到《西安事变纪实》校样时，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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