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3日，西安出版的《西安文化日报》刊载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杨虎城又任命我父亲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由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到会群众反应非常热烈。父亲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继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29日，在西师大礼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到者约千余人，要求当局对放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军委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特派身为绥署政治处长的父亲参加。父亲即席讲演，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宗旨解释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和放蒋的保障条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之后，蒋介石背弃信义，调遣大军威胁西安，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因此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当年的父亲，英俊潇洒，激动起来，面色白里透红，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声情并茂：“我们为什么要捉老蒋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洪亮的嗓音牵动了数万人的心。父亲在西安事变中能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他总是归功于时代的造就和党的引导，他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庆幸自己“在歧路彷徨的时候，总是走比较光明的路。”其实这一切跟父亲的性格也有关系，父亲是个有志气、有勇气、有魄力的血性男儿。“当亡国奴我是绝对不干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父亲完成了思想政治的转变，而一旦皈依革命，“便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实，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没有动摇过”。

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叶剑英找我父亲谈话，中央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父亲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华北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军调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一直没有忘记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心意逼成的……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父亲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述张杨被逼上梁山，逼蒋抗日的经过，写文章《回忆双十二》，由新华社发到各解放区报纸登载。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等职。

父亲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是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他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开国伊始，也是工作繁忙，无暇及此。直至1955年，父亲到政协工作，公余有暇，才开始着手实现这个多年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