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批斗场面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