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