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二十一条”与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莫理循对中国的贡献，现在已经很少提及了，但这也并不能随着袁世凯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独裁者”、“卖国贼”而否定或抹杀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但还没等参战袁世凯就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说，还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传。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摘自《温故(之八)》，汤伏祥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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