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

不少同志问过我，在人们心目中，周总理总是温文尔雅，谦恭和善，你们在他身边工作，是不是看到他也发脾气？我对他说，总理也有脾气，也发过火。特别是当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工作造成损害的时候。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几年里，看到他发过两三次火。总理即使发火也不是以势压人，训人、骂人，而是以理服人。第一次看到总理发脾气是到了西花厅工作半个月后，心里确实有些害怕。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总理让秘书把一封特急信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手里。陈锡联当时住在京西宾馆，当通信员赶去，找到他的房间时，工作人员说“已经离开了”。通信员把情况报到总理值班室。值班的同志认为，离开了，就是回沈阳了呗。就让通信员先回来，然后再想办法联系陈锡联。结果，这封特急信没有按时送到陈锡联手上。

总理忙了一个通宵，已经换上睡衣，到院里转一下就准备睡觉了。在院里，他把值班秘书叫过来，问那封信送到没有？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

总理一听就火了:“离开了？到哪去了？是离开京西宾馆到别的地方了，还是离开北京了？”

总理把孙岳、钱嘉东、张作文三位秘书都叫到面前。三人站在院里，总理站在房檐下的走廊里，一条腿蹬在栏杆上，对三个人批评道:“人家说离开了，但没有说离开北京啊！为什么不追问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主观想象人家回去了？本来和陈锡联约好了下午要谈事情的嘛，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

总理火气很大，声音也很高，我当时刚到西花厅不久，对能否胜任这里的工作心里没底，看到这场面，更隐隐产生了胆怯，甚至对总理有了点畏惧感。

后来我还真遇上了一次总理发脾气。那是上世纪70年代越战期间，我国支援越南的物资运输船要先经过台湾海峡到达北部湾，然后才能到达越南的海港。有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大概内容是说:“我们一艘运输船已经顺利通过台湾海峡，那边虽有戒备但没有什么动作。”

我马上整理成电话记录，在中午之前，把电话记录连同要批阅的文件一起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并把电话记录放在了最上面。

没想到，就在自以为踏实的时候出了问题，中午1点左右，总理按电铃叫我，我觉得很突然:总理睡下没几个小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也没多想，我马上向总理办公室跑去。我推门而入，说:“总理，叫我？”

总理指着电话记录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老人家的眼睛瞪着我，非常严肃。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连忙说:“我以为您还没有起床，就写了‘电话记录’放在桌子上。”“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总理越来越严肃地问我。我这下醒悟过来了，急忙回答:“知道。”

“既然知道，还这样处理？”总理斥责一声，我看到老人家气得手都有点颤了。

我也紧张起来，赶紧承认错误:“总理您别生气，我没有把这件事当做军事行动来对待，今后一定注意。”

有时，别人开玩笑奚落我们:“怎么，又挨总理批评了吧？”我们就既骄傲又自嘲地说:“是啊，你想挨批评还轮不上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