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第二次抉择：上井冈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访问人：您刚才讲的是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时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点。毛泽东第二个抉择又是什么呢？

赵福亭：这应该说是上井冈山了，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个抉择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曾设想过中国革命和俄国不同，不能先总解决后及一般。他说，俄国那时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可以一举成功，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先抓全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能先总解决，要从基层做起，从各省做起，然后来个总解决，总革命。

青年毛泽东想试一试，他搞过自治运动，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用的又是资产阶级的老办法，结果失败了，只好“另辟途径”。但有一点蒙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这就是从一省做起，从条件具备的地方先解决而后及于全国。

后来，毛泽东参加了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大革命运动，这可以说是从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为中心，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重心在城市不在农村，没有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发挥农民这个主力军的作用，没有找到能够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的革命场所。

在中国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深刻，“没有人研究过”，“党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时也说农民重要，但重要在哪里？关键问题何在？并不十分清楚。农民问题的概念很宽泛，有好几个阶层，依靠谁团结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

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清楚的，在中国应该首推毛泽东。他说，所谓农民问题，主要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群众，贫农是革命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把农村各阶级、阶层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分析和认识十分重要，否则阵线不清，无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

另一个是中国各派军阀的统治因帝国主义分割而不统一。这种各派军阀分割斗争的局面，给开展革命斗争以很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军阀统治的认识比较早，打倒军阀一直是个大目标。但中国各派军阀割裂统治所造成的极其反动极其混乱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而成为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最先阐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作过专门的论述。

毛泽东抓住农民和军阀统治不统一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就找到了革命军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反动统治薄弱的地方也在农村，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战场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新的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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