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吾心吾乡|深海铸忠魂——追忆黄旭华

硝烟中长出坚毅的山茶花，隐藏起最鲜艳的色彩，开在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在那间堆满了整面墙的资料、沉淀了几十年的回忆、对黄旭华充满了无限吸引力的办公室里，他坚持工作到住院前一个月

当黄旭华和后继者亲手设计的核潜艇劈开万顷碧波，一个民族向世界宣告——没有劈不开的骇浪，没有铸不成的重器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熊琦 熊翔鹤

冬日的武汉，寒风夹杂细雨，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九所的院子里，几株老松静默伫立，仿佛守候一位远行的故人。

2月7日，黄旭华同志治丧工作委员会发布讣告，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全国道德模范，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

从南国海丰的渔村少年，到隐姓埋名的“深海铸剑人”，黄旭华的一生与波涛为伴，将忠诚与智慧熔铸成捍卫海疆的国之重器。

这是黄旭华院士手捧潜艇模型的肖像照片（资料照片） 熊琦摄 / 本刊

　　山茶花开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偏远小镇，原名黄绍强，排行老三，父母皆是医生，享誉乡里。他们搬离生活安逸的老家揭阳，到穷人多、病人多、生活艰苦的海丰田墘镇免费救治穷苦病人。

在杏林之家的耳濡目染下，黄旭华从小立志继承父母职业，悬壶济世。然而，在硝烟四起的年代，黄旭华曾几度无学可上。小学毕业后辍学半年多，为了求学，黄旭华和哥哥翻山越岭，徒步走了四天，才找到为躲避日寇搬迁的学校。

新校舍是一个草棚，十分简陋，遮不住风雨，日军的轰炸机常常“光顾”，经常课上到一半，头顶上传来嗡嗡声，大家马上撇下课本，冲到草棚外的野草丛躲避空袭。

初中只读了两年半，高中仓促毕业，在军车炸药箱上坐了整整7天到重庆“寻一张安静的书桌”。“偌大的国家，日寇想轰炸就轰炸，我们国家还太弱了。”黄旭华曾回忆。

狂轰滥炸的炸弹叩击着少年的心，黄旭华意识到，战火一日不熄，就会有更多人受苦受难，他的想法改变了。“学医只能救人，我要救国。”

他将名字改为“旭华”，取旭日东升，耀我中华之意，表达“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般崛起”的报国梦想。

面对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船舶系的录取通知，生于海畔的黄旭华毅然选择后者。1945年7月，黄旭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进入了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开始了探寻保卫祖国海域、强大祖国的人生道路。大学期间，专业知识滋养着他，先进思想指引着他。在同学介绍下，黄旭华加入了交大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

山茶，烂红如火雪中开。这支活跃在校园内外的文艺尖兵，以歌舞形式演出大量蕴含进步思想的剧目，社会影响广泛。多才多艺、向往自由、民主和光明的黄旭华乐在其中，渐成骨干，成为“山茶社”后期的负责人。

在“五四营火晚会”中，他灵活应对各种情况，维护晚会秩序；在师生赴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他振臂疾呼，带头行动；在白色恐怖之中，他机智地与敌、宪、特周旋斗争……

当时，地下党组织派人找到读大三的黄旭华，问他对当前局势怎么看。黄旭华用一首歌回答：“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唱完两人会心一笑，他们都知道歌曲的意思，“山那边就是解放区，延安就在山那边，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组织引领下，1949年4月，进步青年黄旭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记得当初立下的铮铮誓言：“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毕业后，黄旭华开始从事军工科研工作。组织对他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一辈子不能出名，必须默默无闻地搞研究；第二，一旦从事了这一行，这辈子不能反悔退出；第三，为保密起见，要尽量减少和家人的往来。

硝烟中长出坚毅的山茶花，隐藏起最鲜艳的色彩，开在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深海铸剑

1958年，一通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电话里只说去北京出差，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简单收拾一下行李就去了。”黄旭华说，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国家要自己搞核潜艇。

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彼时中国没设备，缺人才。面对外国的技术封锁，毛泽东同志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主席的话鼓舞了这批勇挑核潜艇重任的科研工作者，黄旭华是其中之一。1965年，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辽宁葫芦岛成立，黄旭华和同事们开启了“荒岛求索”的人生。

国外对这一领域保密控制极严，在无参考资料、无技术支持、无权威专家的“三无”境地下，“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

设计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体线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从浩瀚无边的报纸杂志和论文资料中，黄旭华大海捞针一般寻找有价值的内容，他要求大家随身带上“三面镜子”——用“放大镜”扩大视野，用“显微镜”摸清实质，用“照妖镜”弃假存真。依靠这种信念，黄旭华通过大量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荒岛的日子艰苦，大家笑称“岛上每年只刮两场风，一场刮半年”。83岁的退休职工黄忠宝说，当时每人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两斤大米，其余都是粗粮。尽管艰难，但黄旭华积极向上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

“海边的砂石路只有一米多宽，很磨脚，我们迎着风沙走，一年要磨破好几双鞋。”退休职工曹志荣说，研究所距离宿舍10公里，回去的路上黄旭华就带领大家唱歌，最常唱的歌曲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唱着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有人从国外带回来了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们拆解后验证了之前的构思。“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没那么神秘。”

几千吨排水量的核潜艇，牵涉到数万台件设备仪器，几十公里长管道电缆，以及上千吨钢材材料。面对成千上万的数据，研究人员们夜以继日，靠着算盘和计算尺，靠着笨重的磅秤，一个个计算，一次次调整，一遍遍从头再来……

终于，深海处惊雷响。

1970年，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试航；1974年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水下移动长城”护卫。

1988年初，我国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这是一场生死考验，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深潜后承受外压1吨多，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可能艇毁人亡。

受美国“长尾鲨”深潜试验失败影响，有参试人员情绪波动写了遗书。为坚定大家信心，黄旭华决定亲自随艇下潜。“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把试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黄旭华鼓舞着同志们。

下潜4个多小时后，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核潜艇深潜成功。所有人都沸腾起来，黄旭华成为世界上首位亲身参加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他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痴”，是为了科学；“志”，是为了祖国。而“乐”，正是黄旭华乐观、热爱、坚定、勇敢科学精神的生动写照。

　　潜行无声

2月中旬的武汉气温依然很低。黄旭华的六弟黄绍赞从广东赶来，送别比自己大12岁的哥哥。

1948年，黄绍赞小学毕业时，黄旭华勉励他努力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了为国家做事情。“一席话影响我一生，至今念念不忘。”

黄绍赞回忆，哥哥隐姓埋名三十年，当时家里只能用一个信箱代号与他保持通信，黄旭华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家人一无所知。

1972年，黄绍赞与弟弟黄绍美要到山西大寨学习，两人一合计，回程时拐个弯上京，去见见二十多年没见的哥哥。

“去之前打了个电报，他回说，欢迎我们到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人民大会堂，看看长城。我们约好在旅店见面，到了后却没看到他，有人告诉我们，你三哥出差去了。”那是黄绍赞第一次去北京，拍的照片都仔细保留下来，他心有遗憾：“这没办法，但我真的想见他一面，真的想见面。”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1958年到1988年，是黄旭华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水下长征”。因为工作保密，黄旭华整整30年没有回家，父亲、二哥去世不能奔丧。离家研制核潜艇时，他刚三十出头，等回家再见亲人，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

1986年，黄旭华院士荣获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彼时他还是“神秘人物”。作家祖蔚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描述：“他还是船舶总公司的劳模，报纸发表时，其他劳模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

黄旭华将这本杂志寄给了母亲。文章只说是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名字，但文章提到“他妻子李世英”。

“听我妹妹讲，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满脸泪水呀。母亲自豪不已，她把弟弟妹妹们召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在生前的演讲中黄旭华说：“知儿莫如母，母亲的这句话传到我耳朵，我哭了，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亏欠，是黄旭华生前接受采访提到家人时最常说的词。他曾满含愧疚地提起，小女儿黄峻从小有一个愿望，希望父亲能带她去中山公园划船。但每次回家来去匆匆，一直也没能实现女儿的愿望。

将近鲐背之年，这位核潜艇总设计师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潜”，逐渐浮出“水面”，他惊涛般的功勋一经曝光，在全社会激起阵阵浪潮。

“今天站在这领奖台的是我一个人，但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整个核潜艇研制团队，属于和我一起并肩战斗、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核潜艇研制事业的默默无闻的战友们。”领奖时，黄旭华总是这样说。

他将荣誉带给那场“战役”的每一位冲锋者，也指引着无数后来者。2020年1月，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陪他一起去北京领奖的工作人员回忆，回武汉的飞机上，黄旭华就开始考虑这笔奖金如何安排。过了不久，她收到一张黄旭华亲笔书写的清单，上面列明了奖金捐赠的单位和数额，分赠给科研、教育、科普三个方向。

“我的捐赠，希望起到‘种子’的作用，让更多人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黄旭华说。

在耀眼的光环下，黄老依旧是那个忙碌严谨，除了出差就是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的老院士。

黄旭华的助手记得，2000年时，国外一艘潜艇出了事故，黄旭华专门交代，要24小时跟踪救援情况，搜集事故的所有材料。“当时黄老已70多岁，还每天工作，始终关心核潜艇事业的最新进展。”

九十岁之后，他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工作，下午休息，以他贯穿一生的专注和坚韧，在那间堆满了整面墙的资料、沉淀了几十年的回忆、对他充满了无限吸引力的办公室里，坚持工作到住院前一个月。

人生最后几年，黄旭华一直在整理中国核潜艇发展史的资料。在病榻上他仍放心不下：“我不服输，就差一两年，我就可以全部整理好了，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年近百岁、早已退居二线的黄旭华院士就像他喜爱的山茶花一样，花期超长，虽佝偻着腰背、蹒跚着脚步，仍一滴一滴地流淌着70年不变、永远鲜红的热血。

　　赤子归海

2月10日，黄旭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举行。

一城鲜花，为一人倾空；一城鲜花，因一人绽放。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自发前往，献上鲜花以寄哀思，送别的人群蜿蜒绵亘，看不到尾。吊唁仪式现场的花丛中，一艘核潜艇模型，如在大海中破浪前行；告别厅外一侧的台阶下，有小学生带来《海底两万里》送给黄爷爷；还有通过外卖小哥送来的数不清的花束，来自上海、江苏、宁夏、黑龙江……

“05后”的苏泽凯是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强基计划“旭华班”的第一批学生。虽从未与黄旭华谋面，但每天走过校园里的“旭华路”，经过学院楼前的黄旭华题词，他始终感受着前辈的精神力量。“黄老是我的偶像，激励我在学习上勤勉奋发，未来投身祖国的科研事业。”

告别后离开的人群中，一位88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正向外走，他也曾是潜艇研制队伍的一员。“我不认识他，但我懂他，想来送送他。”

这位老人说：“隐姓埋名，做祖国建设的一块砖，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坚持过来了。现在国家后继有人，我们很高兴，希望这代人会更好。”

灵堂内的许多花圈，落款没有姓名，来自黄老之前工作单位的同事们。这些新时代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仍在“深潜”。

一捧捧明黄的菊花，抚慰着寒冬里的哀恸。一句句真诚的缅怀，致敬着一个国家的记忆与精神。李世英和女儿、亲友们上前，在黄旭华身边围成半圆，做最后的告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亲人含泪唱起了这首黄旭华生前爱听的《送别》。

“要到最后说再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唱它。”小女儿黄峻说，“但我不愿相信，永不畏难、永不服输的爸爸，真的离开了。”

“黄老一路走好。”悼念黄旭华的队伍中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

“黄老一路走好。”越来越多的声音加入。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九所，黄旭华生前办公室，屋门紧闭。书柜里整齐码放着泛黄的手稿，桌上一艘核潜艇模型静静停泊，仿佛定格了此间主人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日常。

黄旭华走时，带着他未整理完的史料，带着对家人未兑现的承诺，但他把人生最珍贵的一切留给了这片海。

南海的波涛奔涌不息，一如黄旭华生命中永不褪色的激情。当他和后继者亲手设计的核潜艇劈开万顷碧波，一个民族向世界宣告——没有劈不开的骇浪，没有铸不成的重器。

一个挺立脊梁的民族，永远不会在惊涛骇浪中迷失方向；

一腔深潜无声的忠诚，终将在岁月长河里激起永恒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