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逗留是尼克松最愉快的时光

周恩来、尼克松等人在来杭州的飞机上

美国媒体拍摄的照片并未透露出尼克松“主动拜访”的味道

欢迎尼克松的国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尼克松破冰之旅之——

每年2月，是冬天的尾声，大地为春天的到来积蓄力量。美丽的杭州、美丽的西湖，给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带来春天般的温暖。

在杭州的逗留

是尼克松最愉快的时光

在杭州的逗留

是尼克松最愉快的时光

显然，杭州给尼克松非常美好的印象。“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帕特是尼克松的夫人，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愉快地写下这愉悦的文字（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中册第68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尼克松这样描述他对杭州的印象。“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可见尼克松也知道700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惊叹：“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尼克松这里的说法显然有不确切之处，所谓“古代宫殿”，就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最初的雅号叫“水竹居”，而不是什么宫殿，现为西湖国宾馆。

尼克松的描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环境与感受交织：“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由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

尼克松一行住在刘庄，当时外电报道称刘庄为“中国的戴维营”，拿来和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相比。刘庄位于西湖西南、苏堤西边的西里湖畔，丁家山南簏、花港观鱼的北面，并不是湖中央的“小岛”三潭印月。天堂般的西湖，给尼克松以“宛在水中央”的感觉。“不识刘庄真方位，只缘身在西湖中”。尼克松对新居所的方位犯迷糊，但对大国的方位一点也不犯迷糊。他以战略家的胆识，把握好了中美苏三个大国的战略方位，抓住了开创新历史的最佳时机。

“杭州建于充满浪漫气息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春来得早……总统在游览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这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杭州西湖之美，是尼克松所想不到的。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杭州以惊人的“笕桥速度”，改扩建笕桥机场。

笕桥机场原是军用为主的老机场，跑道只有2200米长，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为了让尼克松的波音707专机能安全降落，机场必须扩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71年11月8日下达“关于扩建笕桥机场的紧急指示”，周总理亲自审定机场设计方案，工程被命名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为“118工程”。1971年11月15日，两万多军民开进笕桥机场，工程正式开始。“118工程”的建设速度惊人，三个月就完成了跑道扩建、候机大楼建造、机场绿化的配置以及机场路的改建。

1972年2月26日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美丽的杭州；中午12时30分，专机飞抵杭州，平安降落在笕桥机场。

握手改变世界：

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美国加利福尼亚，伯班克城，电视广播室，尼克松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用时三分半钟。“我的话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在《中国》这章的开头这样说。他在讲话中宣布一个公告，核心内容就是：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7个多月之后的1972年2月，尼克松的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临行之前，他从全国各地收到祝愿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这是尼克松在当天日记中记下的深刻感受。飞机经停夏威夷和上海。在上海，中国领航员登机，领航飞向北京。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671页）。”

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这是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这是尼克松刻意安排的时间，为的是让美国观众在晚上的黄金时间及时收看到电视新闻。门开了，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了出去。“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编者注：时任美国国务卿）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尼克松在这里写下力透纸背的话：“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这就是“握手改变世界”。为了这一次握手，尼克松曾刻意吩咐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和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要留在飞机上，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直到他们握手结束。当时甚至有一名粗壮的助手挡住了“空军一号”的通道。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说：“抵达北京之前，我们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舷梯上（见该书中译本第4册第13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照片一定要拍出

美国人“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回忆录中提到“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一事。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他下令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都不许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他甚至妄言：他与周恩来总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会见，这就是“只有当我们所坐的汽车相撞时”。具体是否存在“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细节，是有争议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对于杜勒斯这样的坚决反共头子，周恩来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当时为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史密斯副国务卿，有一次到吧台喝咖啡，遇见周总理过来，正要向他伸出手时，史密斯左手夹着雪茄烟，慌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杯，这样就表示无法握手了。但他与总理进行了友好交谈。根据陈敦德所著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一书记述，会议结束那天，史密斯主动走来与总理交谈，随后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这样既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见《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3版）。

不管具体情形如何，杜勒斯不与中国人握手的想法与规定是真实的。这是人为构筑的“冰阻力”，可见有的大国外交家缺乏大国气度和战略气魄。

但是，现在尼克松的手与周恩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机场握手的照片，已经成为摄影史上的经典。拍摄这张照片的“红墙摄影家”杜修贤，对当时中国政治时局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而且通过照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张照片中的肢体语言是：笔挺站立的周恩来身体有些后仰，而尼克松稍显有些主动。在当时“文革”的政治背景下，如何不偏不倚地处理好对美关系，对周恩来总理来说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他曾私下叮嘱老杜，照片一定要拍出美国人是“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来。在那个胶片机的时代，拍摄那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可不能出一点纰漏，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不会有补拍的机会。而杜修贤“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尼克松哪能想到那时中国政坛微妙复杂的关系。他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就在他们离开机场时，周恩来说出了那句“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的名言；尼克松看到了“表面现象”：“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下转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