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峰值年”提法值得注意 坎昆会议后中国减排或提速

10天前,在墨西哥坎昆,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的193个国家签署了《坎昆协议》。这个被业界认为是“不疼不痒”的协议,算是今后一段时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

对中国人来说,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谈判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过去的十几个人,到如今的小100人,为什么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代表团迅速扩张?

在本周末举行的《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知识读本》首发式上,刚从墨西哥回国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介绍说,尽管谈判最终的协议,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从10天的谈判进程来看,各个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矛盾重重——一些国家在谈判中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未来有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减排压力。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绕不开的话题。

坎昆谈了什么

过去十几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只不过,2009年那次吵得人仰马翻的哥本哈根会议,将这个非常专业的谈判推到了公众面前:根据《京都议定书》,2012年是发达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第一承诺期的收尾之年;而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需要减排多少,发展中国家要不要被规定减排目标,都必须在2012年之前有个说法。所以,哥本哈根会议曾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一轮谈判。

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国际社会又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坎昆会议上。可从最终达成的《坎昆协议》来看,那些谈判的关键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是多少,发展中国家如何自主减排,发达国家如何拿出真金白银资助发展中国家等等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虽然此次谈判的最终结果被媒体比作是“温热”的,但谈判的过程却是火爆的。何建坤说,此次谈判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一些更为苛刻的减排目标有可能使谈判更加艰难和复杂。

比如,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是,将未来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以当下,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谈判都是以控温2度为目标的,但此次坎昆会议期间,不少小岛屿国家提出,必须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就意味着全球要减排更多的温室气体。那么,该谁来承担这些多出的减排量呢?作为排放大国的中国肯定躲不开。

还有,此次会议上,有的国家提出,2020年应该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只能往下走。一旦2020年成为排放的峰值年,或者按有的国家的意愿,峰值年出现在2015年,那么对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峰值年早已经过去,所以峰值的概念对新兴经济体压力更大。

在何建坤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必须重视谈判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并及早做出应对。

谈判过程带来新压力

何建坤介绍说,在一些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常常会提交这样的一张成绩单:中国虽然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近年来却在国内开展了自主减排,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53%,为世界罕见。因为,同期发达国家的能耗下降不到30%。

再有,自2008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在开发清洁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迄今已投入两万亿元,并制定了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升至15%的目标。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这样的成绩单有助于中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对这样的成绩单,何建坤却表示,我们自己必须看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虽然2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5%,但由于同期GDP增长6.6倍,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其实增长了3倍。再有,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抵消或减缓了GDP能耗强度的下降趋势。

另外,虽然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2006年~2009年增长50%,但由于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能源还只能是配角,煤炭等化石能源仍会继续增长,相应地也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何建坤解释说,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有的国家提出的关于峰值的问题,因为,相对那些排放已经很少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在起步,排放峰值还不能在近期出现。所以,如果在谈判中,多数国家同意2020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年,或者说,在2011年南非德班的气候大会上,要把讨论峰值作为谈判的关键问题时,中国该怎么办?

除了国际的压力外,减排也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何建坤说,“十一五”,以及未来的“十二五”,我国污染物的减排都将集中在二氧化硫的控制上。而现阶段,二氧化硫的消减主要来自对化石能源的控制,所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是国内控制大气污染的内在需要。

减排从哪里入手

按照专家的测算,如果2010年~2020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那么2020年,全国的能源需求量就将达50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100亿吨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已在2009年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相应能源强度下降40%。这就意味着,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速的同时,还将背负起二氧化碳和化石能源需求减量的重担。

在何建坤看来,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将是中国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可减排从哪里入手?

何建坤说,目前,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2/3在建筑交通等消费领域,所以他们的减排对策主要是降低消费排放。而我国,70%排放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出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1/4以上,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调控和引导发展排放、控制和减少转移排放则是我国现阶段的关键对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何建坤也勾画了一幅低碳经济的路线图,首先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其次是发展低能耗的新兴产业;再有,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科学家测算,能源结构的优化对实现2020年GDP碳强度下降40%~50%目标贡献率可达20%左右。

虽然,在我国,碳排放的主体是工农业生产领域,但在专家们看来,公众有效参与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是对低碳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公众可以通过选择低碳消费,迫使企业进行低碳生产。

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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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世昕 编辑:史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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