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3日电 编自《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台湾同胞》，说起台籍老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大陆迁徙致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老兵群体。但这里我们要说起的是，一群台湾籍的解放军战士。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卷宗，回首二战和解放战争，有着这样一个台籍老兵的群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有他们的身影；淮海战役中，他们奋不顾身，再立新功；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参加过渡江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台籍老兵的由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五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了50年的台湾被归还给中国，台湾宝岛从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迎接祖国的亲人，当时全岛人民沸腾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一连几天通宵达旦地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大家都以为从此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当时台湾人民的处境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把富饶的台湾宝岛变成民不聊生、样样都实行配给制的人间地狱，台湾人民天天只能吃上番薯和稀饭，加上战争的破坏，到处都是失业大军。最先派遣到台湾的军队是国民党的第七十军和六十二军，这些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躲在深山老林里，是一支军容不整、兵源奇缺的部队。他们一到台湾，首先要解决兵源问题，因此，就趁当时台湾青年生活无着，以各种欺骗的手段，招收台湾青年，例如许诺每月薪饷2000元(实际上兑换不了一块银元)。而生活在城镇和乡村的青年，尤其是客家青年，都以试试看的情形前往应征。但只要你一走进营门就别想出来，不当也不成了。据说，七十军和六十二军在台湾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就征集了约5000名新兵，而这些台籍士兵的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15岁。

在台湾的军营生活是枯燥无味的。起先是看仓库、守机场，老实的台籍兵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官盗窃日本人留下的各种设备而大发洋财，然后吃、喝、嫖、赌，就像当时国民党派驻在社会上的贪官污吏，欺压台湾人民一样，台湾人民对这些国民党军官的丑恶行径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当时有几个台籍兵逃跑，但在沿用日本统治下的严密户口制度下，这些人很快被抓回来了，重者枪毙、活埋，轻者严刑拷打，目的是“杀鸡给猴看”。后来，他们以团为单位被集中在兵营训练了两三个月，就这样在国民党军营里生活了大半年，于1946年12月中，七十军改编为七十师，接到命令，被调往大陆打内仗。

我们这个团叫七十师一四。旅二八。团，住在嘉义内角。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当官的只说调往大陆，大陆有许多名胜古迹，可以尽情游玩。然后规定每人自己把刺刀、枪的撞针一律捆在背包内，意在严防反抗，在岛内期间老兵看管台湾兵.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看管下，还是有不少台湾兵跳火车、跳海逃跑。我们12月25日乘船离开基隆，28日到达上海码头，当官的马上让台湾兵使用刺刀、撞针，反过来，要台湾兵看管大陆兵，意在防大陆兵逃跑。接着乘火车到徐州，这时才动员大家说要去消灭一股。‘政治土匪”。行军了一个多礼拜，1947年1月8日在山东鱼台县与解放军正式接上了火，当天晚上一四。旅两个团驻守的几个小村庄，就被解放军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攻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解放军开展了政治攻势，命令国民党军要在中午12点以前放下武器投诚，否则便用密集炮火加以消灭，旅长眼看救兵无望，权衡利弊，决定率领全旅原地放下武器投诚。就这样，我们一个整旅从台湾出发到投诚才只有15天。正如当时大家所说:蒋介石是名副其实的运输大队长。后来听说，在各战场上，七十师的一三九旅和六十二军也先后被解放军消灭，在解放过程中，没有阵亡的台籍兵就变成一股解放军的生力军。这就是台湾老兵的来由。

在战斗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1947年1月9日解放我们的正是刘邓大军。坦白地讲，当时我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认识只是一张白纸。解放过来后，首先感觉到的是共产党的优待俘虏政策，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打、不骂、不抢、不拿。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旧历年将近，部队撤回解放区修整时，我们也跟着部队到了解放区，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根本就不像国民党所说的什么“政治土匪”，而是军民鱼水情，解放军待我们态度和蔼，如亲兄弟一样，虽然吃的是小米、窝窝头、白菜粉丝，但解放军官兵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大道理，如共产党的主张、性质，解放军是什么队伍，内战是谁挑起来的，为什么要推翻三座大山等等。对比之下，我们深深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政党，国民党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利益。明白了这些道理，提高了觉悟后，我们这些被解放过来的台籍青年就纷纷主动要求留在解放军部队里，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很快就被分配到刘邓大军一纵队的部队里。从此我们这些年轻的台籍战士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始终都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南征北战，在战火中磨炼成长起来。

过完年后，国民党又进攻解放区了。我跟着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战斗，国民党军终于被我们打散了，我抓了两个俘虏，押解到集中的地方。因为当时解放军的供应还很困难，来不及给我换上灰军装，我还穿着国民党的黄军装，戴着没有帽徽的黄帽子，因此，差一点也把我列入俘虏当中，幸好连长及时赶到，才为我险些第二次当“俘虏”解了围。每次的战斗生活考验着每一个人，对台籍战士也不例外。我们初分配到部队时，一个连队大概有一二十名台籍战±，打仗总免不了牺牲和负伤，几个月过后台籍战士越来越少了。每个战役结束时，在部队开的总结会上，总是少不了有台籍战士立功受奖，在我的记忆中打仗最勇敢的是高山族战士，只要不牺牲，在表彰名单上就有他们。遗憾的是l949年底中央下令台籍人士集中到上海学习，我所熟悉的战友就只剩下两个人了。

我当战士时，使用的武器是日本制的小钢炮，一个人可以操作，又方便威力又大，射程可达500米左右，其特点与迫击炮差不多，只是不要座盘。解放军在打完仗修整时，经常在一起研究战术的运用、武器的改良和使用。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经过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把小钢炮装上一个托把，就像步枪一样用肩托着进行平射，这种大胆的改进使小钢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接近敌人碉堡50～100米的时候，就可以用平射把碉堡炸掉。我们的这项改进受到了首长的嘉奖，打完安阳后我被升为副班长。1947年的5、6月间，中央决定保存在部队中的台籍干部战士，下令抽调一批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被抽调的战友去何处，但我们留下来的同志都依依不舍地同他们道别，到了l949年年底，台籍人士集中在上海重逢时，才知道中央的英明决策，保留和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台籍干部。

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1947年7、8月间，解放军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我有幸参加了这一艰苦卓越而又有伟大意义的壮举。7月初黄河边的天气已经非常炎热，黄河水已涨了，我们部队在刘邓首长的一声令下，几百条船不畏艰险，强渡黄河，直奔晖城。我们团首先攻打了晖城，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攻克了晖城，歼敌五十五师，但遗憾的是在战斗快结束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左肩膀，“班长受伤了”，同志们即刻来为我包扎，我摸了一下伤口，还好，子弹被我挖出来了，但流了很多血，而且已天黑了，大家忙于收缴战利品，指导员只简单地安慰了几句，指一指团部卫生所的方向，我只身向指明的方向去了。我的伤属偏重，后来把我送回后方野战医院治疗养伤。

我在黄河边的一间野战医院里养伤，由于一路上没有很好的理疗，加上天气炎热，伤口化脓了，结果本来很快就可以养好的伤，却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在疗养期间，适逢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恶霸、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参军和支前，我不仅亲眼目睹而且亲身参加了这些事情，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我重上前线的决心。我一面养伤一面积极参加这次群众运动。在出院前的评选中，我被评为模范休养员。

出院后上级批准了我重上前线的请求。我跟着一批新战士和大批支前物资奔赴大别山。这时，我们算第二批上大别山，虽然我们没有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那样艰难，但我们一路上，头上有飞机，地面有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大别山外围几个县的保安团、“还乡团”的疯狂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损失。到达大别山后我没有回到原来的五十八团，被分配在同个旅的六十二团。艰苦的大别山生活，把我们的意志磨炼得更加坚强，我们团在大别山期间虽然没有参加大的战役，但同顽强的地方保安团、“还乡团”经常打仗，有时他们集中几千人想吃掉我们分散活动的营连部队。有一次我们两个连遭到保安团、地主武装2000多人的伏击，我们突围时，留下了20多个负伤走不动的人，第二天再打回来，发现那些被他们抓到的战友统统被枪杀了。我们为发动群众、帮地方建立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1948年1月经战斗火线的考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