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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南方朔观点”今天起暂时划下休止符。南方朔特别发表休笔感言，称这个专栏与时代共起伏，它是二○○六年的见证。
南方朔说，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将用什么笔法来写台湾的二○○六年，但对生长于此的我们，它却无疑的是“崩坏之年”。由于政客要保护非法利益，台湾任何可以下刀切割处，都被这样那样的理由恣意切割撕裂。于是从政治、司法、教育、媒体，甚至整个社会，无不混沌错乱，充满了痛苦、愤怒、不信任，甚至嗜血的欲望。它显露在人心上的，则是亢奋、悲观、无奈、得过且过的虚浮，以及由此而支撑出来的奇特繁荣。
这是一种漏斗型涡状下坠社会的景观，它失去了意义，只剩权力和贪欲。
而归根究抵，这当然是台湾的领导出了问题。哈佛大学公共领导中心研究部主任芭芭拉．凯勒曼（BarbaraKellerman）说过：“差劲的领导，不只是差劲领导者的错。我们每个人，全都参与其事。”当一个社会愈来愈多元复杂，它必须用更好的方式来领导，这时候反而更容易产生旧式的坏领袖，藉着简化一切，制造摩擦而图利于己，整个社会的上升可能性也就因此而被压抑和剥夺。凡企图挑拨和利用人性弱点的即是坏领袖，只有良善存心，希望唤起人性优点的才是好领袖。当代“领导学”大师之一的伯恩斯（JamesM.Burns）即指出：“领导出现在领导者及跟随者将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际。”
南方朔又说，因此，看着二○○六年台湾的乱象日深，社会在被切割撕裂下也更加的凡事皆开始双重标准化。而由人类的普遍历史，我们都知道任何社会一旦双重标准化，其实也就等于不再有任何标准，是与非也将混淆不分，而一旦走到这个地步，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而要化解这种咀咒，人们慎选好的领袖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近年来，由于全球政治普遍恶化，煽动型领袖普遍可见，因而“领导学”遂在警惕中兴起。这门新兴的学科所要告诫的，就是如何分辨领袖，以及一个好的领袖的当为是些什么。
曾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校长的当代“领导学之父”华伦．班尼斯（WarrenBemmis）在《领导者该做什么》这部名着里就再三指出，好的领导者要以创造愿景、超越撕裂、提升大众为目标。而当代另一“领导学”教父马克．葛容（MarkGerzon）也在《调停者》里指出，好的领导者不利用冲突来图利自己，而要穿过摩擦来图利大众，当代“领导学”有太多启示值得我们这个煽动家太多，好领袖太少的社会来借镜，也提醒我们国民对代价将由我们支付的坏领导要特别提高警觉。
从二○○六到二○○八，台湾的泛政治化将随着北高市长、“立法委员、总统”三项选举而到达不可思议的紧张点。诚如游锡堃说过的，“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的政治”。南方朔说，我不知道我们会如何的“自作自受”，只能在休笔的此刻，祝台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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