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此前刚刚履新的监察部部长马馼(女)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马馼为南开大学历史系78级学生。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后三届”这批30年前的大学生目前遍布中国政坛的各个领域。他们要么主政一方省市，要么领衔某个部门，成为中共党政队伍的中坚力量。

2006年12月初，79级北大毕业、经过20年西藏基层历练的胡春华也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至此，中国干部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越上一个新台阶。

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群体。他们基本与共和国同龄，大体出生在1947～1955年，在红旗下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有一些相似的集体性格。

主政中国未来的这些人的特色，也将是中国将来改革的特色。

政坛的“西政现象”

“西政”(西南政法大学的简称)，一个地处内陆重庆的政法院校，曾经名不见经传，也没有悠久的历史。但这都不重要，历史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被改写。

那一年，它以全国重点大学的身份成为当时全国四所政法院校中唯一恢复高考招生的一所。那一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这些人成为了日后的大法官、大律师、大检察官、大学者……还有政治家。

从那一年开始，这里成了培养中国法学人才的摇篮，全国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学者、大律师从这里走出去，也有人走向政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成就了著名的“西政现象”。

在重庆，美丽的歌乐山下，那所著名的法学院校，在我们国家的法学史上，书写下了最不可替代的一段。

中国法学界对西南政法大学始终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这所院校对中国法学界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这里是培养中国法学人才的摇篮，全国一半以上的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学者、大律师从这里走出去；另一方面，这里出去的人带有一种特别的西南气质，北京大学著名刑法学教授陈兴良在为西南79级邱兴隆教授的博士论文《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所作序中称，“我对西南政法大学情有独钟……，似乎歌乐山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

“西政有一种仙气”的说法不胫而走，并传开来。深处幽境，故西政人修得不与世争、不以浮躁、潜心学问的品性。

崛起的“78级”

如果说西政是中国法学史上最不可替代的，那么西政78级又是其中最绚烂的一段。他们的贡献已经不仅仅限于司法界，其中一部分已经走出司法界，开始主政一方，成为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初秋的阳光透明如水，从窗户恬然投进陈泽宪堆满资料的办公室。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78级学生。

夏勇，陈泽宪西政同学，“下海”前，一度也在北京沙滩北街的社科院法学所工作，从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最后成为法学所所长。

当年的老同学称夏勇“下海”，并不是说夏经商了，而是说夏进入了中南海——2005年6月初，夏勇在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任上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夏勇，并不是西政78级惟一的省部领导。

周强 湖南省省长，省委副书记

张穹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

李连宁 全国人大副秘书长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大检察官

黄松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鸣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

胡泽君 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原国家司法部副部长

江必新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大法官

……

陈泽宪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一口气数出来的西政78级省部级官员就有10多个。

何以出现西政78级现象？

无疑，78级西政人遇上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西政得天独厚的师资优势也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文革十年，中国的法学教育几乎空白，政法系统出现了人才的断层。到了1978年的时候，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据说西政重新恢复招生的报告正好还是邓小平管教育的时候亲自批的。

更幸运的是，虽然十年没有招生，但西政的师资力量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原校的90%教师留校继续任教。当时，那里汇集了全国最顶级的法学专家，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西政的法学师资力量都是其他法学院校所望尘莫及的。

等到1978年，高考恢复，西政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招生。根据司法部教育司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364人。此外还有62名师资班的学员。

“西政78级共400多个学生，分为10个小班。现在学界加律师加商界的大概占了1/2，另外1/2基本上都是公务员。我在9班，和张鸣起、朱孝清是同班同学。张鸣起当了4年党支书，当年10个班中，他是为数极少的4年连任的党支书。朱孝清考入大学前是民办教师。考入大学后，他是400多名学生中惟一一名连续4年每门功课都拿优秀的学生。这让很多人很是‘吃醋’。”同为西政78级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介绍。

同是西政78级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回忆：那十年中间的人才一下聚集到一起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爱好，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法律，在思想上，性格上，在人生经验上发生交汇和碰撞，这样反而有利于大家对法律的理解。

那时候，有了社会历练并经历了忧患而比较成熟的他们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人生积累，思考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譬如，中国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他们“一边走在泥泞的小道上，一边谈着对世事惊世骇俗的看法。”

整整憋了10年的老师就像铆足了劲的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而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荒废了大好青春的学生，也玩命地学，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时候大家都是比着来。”

西政78级潜心学习，几乎不受外面的影响。多少年后，不与世争、不以浮躁、潜心学问，也就成了西政人标志性的气质。

同时，他们特别务实、简朴，甘于物质的淡泊。这些品质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人生当中。

2000年左右，一位西政校友去当时朱孝清在浙江杭州的家中，看望他和他妻子。发现他们家的家具还都是结婚时他夫人的陪嫁——就是那种很老式的家具。吃饭也只有两三个菜，还都是最简单的家常菜。“那时朱孝清已经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了。不单朱孝清是这样，我观察很多78级的官员都是这样。他们那一批人真的很务实俭朴，对物质上的要求不高。”那位西政校友这样评述。

毕业后，国家开始了民主与法制的历程。改革开放需要大批法学人才去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打破以人治国、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同时，规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经济活动。

但那时候，国家百废待举，司法界人才奇缺，这无疑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岗位，推动着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创造着个人职业生涯的辉煌。

30年后，“中国的司法状况，比之30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有了提高。国内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司法后备人才。作为司法准入条件的国家司法考试，成为‘神州第一考’。现在打击犯罪，也讲程序权利，也需要证据、证人。”贺卫方说。

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法治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是法治经济。于是，不仅仅在司法界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在政界，法律人才也得到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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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背景的官员特色

2005年6月7日，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由专门研究人权问题的著名法学家来担任该职，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夏勇对人权保障有深刻的思考，他知道怎么去把握保密与放开之间的尺度，他比别人更明白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现在有机会让他逐步把他的法律理想付诸实践，无论对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是获益良多的。”一位与夏勇私交甚笃的朋友接受《小康》采访时这么说。

很快，人们感觉到了这位新任局长对保密制度的推动作用。

同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宣布对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原《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的对于“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进行保密”的规定予以废止。

那是夏勇主持国家保密局的第一项公开举措。此后的解密工作一直在做，保密范围逐渐缩小。人们的知情权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夏勇的才华远不止于法学方面。他有深厚的国学底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身上兼有楚文化的洒脱、开放和超越意识，又有儒家文化的节制和兼济天下的情怀。” 夏勇是湖北荆州人，生在楚文化的发源地。

在《中国民权哲学》自序中，夏勇说，“当时，无论在中国的贫困乡村，还是在欧洲的繁华都市，每每从我心底油然涌起的冲动，就是‘想做事’。”他说的“当时”，那已经是十多年前。

“他一直就是一个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家，国，天下。’”在那位朋友眼中，夏勇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不同于一般官僚的做派，他低调、严谨、做实事。

在夏勇之后，他的同班同学周强也主政湖南，成为了最年轻的省长。

获委任后，周强发表了任职讲话，承诺推行某些政策；承诺将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承诺多为群众办实事，多考虑群众的利益；承诺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行政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建设务实高效、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如此等等。

一位湘商说，周强很务实，也很开放。上任以来，确实为湖南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尤其在经济方面。这位湘商举例说，周强一直在凝聚全国湘商的力量，以他们的力量来促进湖南的发展。

2007年1月10日，首届异地在湘商会和湖南异地商会会长年会在长沙举行。时任代省长的周强亲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湘商得到如此重视，这在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止于此，在他的主持下，首届湘商大会也得以顺利召开。此举对于展示湘商形象，扩大招商引资；促进湘商崛起，为湖南加快富民强省进程、推进新型工业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他们的同窗陈泽宪所言，拥有法学背景的人走上政坛，这绝不是坏事。“西方法学背景从政的人士是相当多的。我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理工背景的官员居多，这是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更多法学背景的官员的出现，则是社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

2007年9月上旬，《小康》记者接触了目前身份为公务员的部分西政78级学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 ，忙；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李连宁很忙，“一直到10月中旬，都会非常忙”；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组长张鸣起很忙很忙，“和李毅中类似，几乎每一场矿难事故，他都要亲赴现场”。

……

在“法治”时代，我们将迎来一个法律人才的时代。

徐伟新：思考的力量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77“后三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在驰名中外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侧，有一处地方，风景绮丽，被称为“马列公园”。那个地方就是中共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它也像颐和园一样引人注目，并不因为它是权力部门——尽管它是中共中央重要部门之一，而是因为它被人称作是“中共血库”：培养中共高、中级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地方。

多少年来，我们以为那是一个教条的、僵化的地方。后来，徐伟新告诉我们不是，严谨是原则，但中央党校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活跃的……

她从里面迎了出来，带着生动、灿烂的笑容，眯起来的双眼像新月。她有精致的装容，她的笑容里还有一种力量，能消除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拘谨。很快发现，她的思考比她的笑容更有力量。

中央党校那个特殊的讲坛

1990年，徐伟新走上了中央党校的讲坛，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对于一个试图以学资政的思想者来说，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有效和直接。思想活跃、开放，并满怀理想和热情的徐伟新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1991年的时候，她跟学员们讲“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简直有点石破天惊，有学员还因此跟她发生冲突，说她这一套不对，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个地方不动枪不动炮，但也是硝烟弥漫，充满火药味。”刚上讲坛不久的徐伟新就已经感觉到了。

也有很多人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而到邓小平南巡谈话，全国上下思想解放，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她感觉到了中央党校的魅力：“这个讲坛对于引导中国官员，引导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牵引中国这艘航船的走向，举足轻重。”

后来，她当上了进修部主任，要面对的是省部班、地厅班、县委书记班——中国决策架构中三个最主要层次的官员，“他们是中国的引导者，为世界和中国所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决策，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官员们来这里学习之前，已经拥有大量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每个人都大浪涛沙走到这一步，经过多种历练，脑子里已经装了很多固有的东西。相比课堂上传授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这种课堂的应变，对教授是很大的挑战。”有一段时间，她坦言，确实很怕官员提问，“理论总是死板的，而实践是生动的。你用不变的东西去应万变，最终尴尬的是自己。”她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理念走进他们这么一批人？”

2005年，国家重点决定培养一批年轻的女政治家，于是，在全国选拔了15名50岁以下，正局级、博士以上的女官员赴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徐伟新成为了重点培养的其中一员。

在哈佛，她深受启发。“对于成人教育，哈佛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它给你理论的框架，也给你基本的知识，还有一些基本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给你案例，让你自由探讨。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知识、经验、经历就发挥作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下观点五花八门，非常让人受启发。”

“最后是什么？没有结论。以前我们总要给点东西，但在那里没有结论。” 徐伟新觉得哈佛那一套对于中国的官员培训挺适用，于是她将其引入到中央党校的课堂中来。“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引进过来，而且这种引进不是静止的，而是源源不断地、开放地，把一切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央党校的教学里来。”

她说，必须以学员为本，绝不能用那些陈词滥调，一些规矩去束缚他们。“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把打开社会之谜的钥匙，让他拿着这个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员说她给中央党校形象加分不少。她理解中的以及努力塑造中的中央党校形象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是生动活泼的、健康的、文明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绝不是教条的、坚固的。

“所以，她笑得很生动，很灿烂，也是自然的。”学员们都这么说她。

这个地方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怎么走？怎么干？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将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进修部，每个学期来学员以后，徐伟新跟他们都会有一个见面会，并给他们做一个讲话。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说，“我们的干部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执政信念问题，一个是执政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若都解决了，那就都解决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尤其是“上海社保案”之后，徐伟新更坚定了她的看法。那次事件对她震动很大，在她的观念里，上海是不会出事的。上海的收入那么高，上海的领导干部修养那么好，能力那么强，怎么可能会出事呢？结果还真出事了，而且还不是个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知识不够？能力不够？还是对中国的实际理解不够？对世界的理解不够？“全部不是，是信仰发生问题了。”

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学习，官员的能力越来越高。但信念问题若不解决，迟早要出问题。徐伟新不无担忧。

像他们那一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她说希望能以学资政，为党治国安邦理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思想，同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融为一体，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一些建树，直接就构成中国发展的动力。我们的智慧，就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党的智慧，所以是挺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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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中国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徐伟新说，在77年、78年那样一个变动的年代上大学，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后来，她将这四个字引入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受益终身。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国家正处于徘徊期，中国何去何从？不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年代。这样的困惑来自伟人的去世，老人家不在了，这个地球还能照样转吗？对于上世纪已经迷信惯了的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天就要塌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究竟怎么看，不知道。”

那是一种巨大的思考的动力。1978年考上大学的徐伟新决定读遍图书馆的书来寻找答案。但很快发现根本读不完，那么多的书怎么读得完呢。那就有选择地读，在几类书中，她感觉到马列最让人信服，“特别是《资本论》太厉害了，铁一样的逻辑，无懈可击。”一本《资本论》彻底把她征服，而且她觉得马列确实管用。以至于在她后来的的职业选择中，也将研究马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任何人考虑现实问题，都不能够摆脱历史。中国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历史进程，强大的封建思想的惯性，以及后来对马列的教条化，所有这些东西，都严重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却又不能给活生生的现实给出答案和出路，困惑由此而来。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要摆脱束缚，去大胆思考。”思考什么呢？

先是思考世界。特别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窗户，打开了大门，看世界目瞪口呆。“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生活还可以这样，人们的流动还可以这样，人们还可以去自由地选择职业，完全不同，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禁锢在那个教条里面呢”？那个时候，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不光是伟人去思考的东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去思考。

再就是思考中国。“中国2000多年的停滞以及后来的落后和屈辱，然后又被新的个人迷信所统治，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路应该怎么走？”

还有一个就是思考自己。“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该如何行动，以及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潮流中，在一个变动的转型国家中，我们如何来定位自己？”

如果自己的定位想不清楚，世界和中国的问题不可能想清楚，三者一以贯之。“只有把个人荣辱，同整个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你的思考才是有价值的，思考才可能是深厚的。”

刘德福的这一生

徐伟新的想法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极具代表性，尤其在她先生刘德福身上。这几乎就是他这短暂一生的写照。

他们是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同学，因为思想的相悦走到了一起。毕业后，他们俩结了婚。之后，徐伟新到中山大学读研究生。一年后，刘德福追随而至。迎着改革开放之风，在那个前沿阵地，他们有机会尽快去了解世界，来帮助自身进行思考，甚至来改变他们已有的一些观念。徐伟新说，那三年时光，让他们受益终身。此后，两人始终能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和放眼世界的眼光来思考问题，正是得益于此。

再后来，他们俩回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只有在那里，对于中国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才会更直接。”徐伟新说。

思考是一个起点，刘德福先生的《思考中国》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的东西都由此而来。“我们两口子这些年来一直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耕耘，就是希望通过思考来回答一些问题。”

思考也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流淌的河流，于是又有了一度为党的高级官员必读的《落日的辉煌》，也有了后来的《中国大势》。

刘德福生前曾长期在中南海工作，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要保持思想的独立、自由和活跃不太容易。但为万世开太平的那样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直驱动着他去思考，并不懈地追求。有时候还表现出他天性里那种不顾一切的使命感。

“他在那个地方讲出去的东西，外界都很关注。他太有思想了。也因此差点离开那个地方，后来领导把他保住了，” 徐伟新从不掩饰对刘德福的赞赏和敬佩，敬佩他强大的思想张力，同时又担心思想的超前和活跃会给他带来麻烦。

在这一点上，徐伟新显得更理性些，她知道要掌握尺度，并有节制，懂得循序渐进。

她说，大胆思考很不容易，有很多的压力，甚至会涉及到个人的发展。她始终强调，在思考世界和中国的同时，必须思考自己的定位。如果对自己的定位考虑清楚，就不会为一时的烟云、荣辱所动，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虽然很难，但他们俩人一直没有放弃宏大的思考，刘德福也为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

在生命的最后，刘德福留下了《中国大势》。那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40万言的书稿。2004年5月6日，他写下了该书的结语，7月20日离我们而去。在弥留之际所思所想的依然是国家的兴旺大业、民族的复兴大业。

《中国大势》是他耗尽毕生精力对整个社会全方位思考的结论。在《中国大势》里，他系统有力地提出了自己对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认识和对策，并指出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四大”根本转变，是中国摆脱落后、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历史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立坚定不移的长期的奋斗到底的决心。

徐伟新在后序里说，德福的思想是厚重而有时间张力的，也许过几年再来读，会更易接受。三年以后，她说，“现在看来都对的。”

她对他始终是最理解的，他们禀性相似，趣味相投，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像是一对“神仙眷侣”。于是，就连上天也嫉妒了。

即便留下了巨大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但刘德福的英年早逝，给她给世人也给整个国家都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朋友为刘德福送上挽联：生于思，殁于思，天公飞雨，思也无涯；人为真，理为真，英年作证，真亦永存。

这是刘德福一生的写照，影射的却是经历那一年代的整整一代人。

张悦：坚定推动水务改革的务实派

“他们的历练，决定了他们没有天之骄子的骄傲，也不会好高骛远，他们有很好的适应和容纳能力。他们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改革不会脱离中国实际”。张悦如此评价“后三届”。

“我是建设部城建司的张悦。你们上报的材料太不详细。你们自来水厂的供水量是多少？现在因爆管停水，影响了多少居民用水？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水车(向断水居民供水)能不能送到？你们马上让自来水厂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

2007年9月12日上午8点过后，张悦面色严肃地坐在三里河路9号建设部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9月11日，陕西冯家山水库引水工程取水管道发生爆管，由此造成宝鸡市区部分地区停水。

还是不放心。又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冯家山自来水厂总经理的电话，沟通了解爆管抢修工作以及宝鸡居民生活用水情况。

打完电话，终于舒一口气。

张悦也是中国为数众多的77级、78级公务员中的一员，毕业于江苏大学。他同时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经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官员。他娓娓道来自己从77年考上大学到现在做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的近30年光阴——

“我老家在江苏如皋农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1974年从江苏如皋中学毕业，正好如皋电机厂招工，就成了一个工人。做过油漆工，装配工、车工、刨工。这期间并不奢望能够考上大学——那时考大学还要推荐、还要讲出身。1977年恢复高考，不需要推荐了，母亲要我参加高考。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姐姐下乡了，母亲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出去，然后姐姐能够回如皋。”

“高考志愿填哪个学校都有些懵懂。工厂刨工师傅正好是镇江农机学院76届工农兵大学生。他说那个学校不错。我就考了。当时同一个工厂有20多个人一起参加高考。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

“当时志愿填的专业是农业自动化。可能和国家要大力发展工业的思路有关，一年后，学校把专业调整为工业自动化。最终分配到天津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工作。刚毕业那会儿，国家百废待兴，城市化建设刚刚开始，人才匮乏，给了我们很多独挡一面的机会。人也就锻炼出来了”。

张悦认为77、78级应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历练中有中国最基层民众的本性烙印。同时，他们又接受了正规的现代高等教育。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务实。文革十年，他们大多遭遇坎坷，历经浩劫，大学毕业后，格外珍惜可以做事的机会。其次，他们很亲和。他们的历练，决定了他们没有天之骄子的骄傲，也不会好高骛远，他们有很好的适应和容纳能力。

他在天津待了整整20年。从设计天津全国第一个216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开始，一直到后来总共参与设计了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在设计研究院历任工程师、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副院长，1997年 兼任院总工程师，成为中国五大设计院里年龄最小的总工程师。2001年10月调建设部。在建设部直接管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给排水。

到建设部后，张作为建设部工作组负责人处理了哈尔滨停水事件、无锡水源污染事件等饮用水安全应急事件。他说，每天都感到责任重大，因为饮水安全直接关系到民生。

“改革改了这么多年，现在有些人又不大同意改革了。外资一参股(中国水务)，就有一些人激动得不行。我看这也是问题。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一是保证城市饮用水安全，有水供应，同时水质达标，二是保证水价既反映水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同时保障百姓喝水的人权，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水。中国的自来水厂最初是事业单位，企业领导直接由地方政府领导任命。你想当自来水供水出现问题的时候，地方领导是有动力去保护的是消费者，还是自来水厂？人都是他任命的，地方领导当然站在自来水厂的一边。”

“现在城市自来水厂，虽然不是事业单位了，但很多还是国有企业。政府是城市供水的最终责任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把一切事情都自己办下来。水务改革有利于引入资金，完成水网改造，促进竞争，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效益。外资进入城市水业不用害怕，只要不控股就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放弃自己的监管责任。”

像他们那一代人那样，张悦一直以其务实的作风，积极推动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

在分析目前77、78级身在政府部门做具体工作的公务员情况时，张悦的看法是这样的：“当这批知识精英走向政府各个部门后，有改革的动力。他们自己就是恢复高考这一社会变革的直接受益者。内心深处他们认同和支持改革。其次，他们在农村当过农民，在工厂做过工人，体会过基层生活的疾苦，知道基层民生处境的艰难。他们理解改善基层民众生活环境以及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这些年来，改革也一直是中央高层的政策，而这批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执行改革的种种政策。他们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改革不会脱离中国实际。将来的官员也许会有更好的知识结构，而很多海外留学归来者，也都有了全球化的视野，这也许是中国将来改革的特色。”（魏群 郭芳 陶卫华 陈建芬 尹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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