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的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 

 个性官员中，既有中央官员，如铁面审计长李金华、在“环保风暴”中敢说敢干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如江苏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

他们或敢于发表个人观点，或大胆整治官僚习气，或突破传统施政套路，锐意创新，关注民生。相对那些四平八稳的温和官员而言，他们的个性相对外露，因其“另类”的施政风格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带来争议，被称为个性官员。

仗义执言敢于为民亮剑

说话表态瞻前顾后、滴水不漏、模棱两可，这是传统官员所谓“稳重成熟”的表现。但近年来，一些个性官员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官场生态。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结束后，广州市长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张广宁还说：“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在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难能可贵的胆量和自信背后透露出的是他崭新的施政理念。

同样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在青岛，先后有两个执政官员表现却完全不同。青岛市的房价曾在２００４年第四季度同比上涨１９．８％，涨幅在调查的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位。原市委书记杜世成显得有“个性”，他认为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

杜世成因腐败问题下台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青岛市市长夏耕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特点，他指出，住房这一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这是第一个对住房完全市场化表示异议的地方高官。

接下来，青岛市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极强的措施，比如，对普通限价商品住房，在给开发商留下不超过８％的利润空间的前提下，核定出该普通商品房项目价格。项目建成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开发商都必须低于限价销售。

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政绩而产生的发展冲动，往往导致中央政策在部门和地方推行的时候变形走样。为了让中央出台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落到实处，为了破解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现象，不少中央政府高官强力施政，痛斥一些官员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显得个性张扬。其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堪称典型。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江苏无锡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水污染危机，罪魁祸首就是大量排放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此前，面对类似的一次次污染事件的发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一次次展现了自己的血性和愤怒。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３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潘岳说，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不是我个人忍无可忍，我觉得好像中国国情忍无可忍。我们中国的国情根本不能忍耐这种重化工无序的扩张，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在北京财富论坛上，他公开表示中国不应该为“世界工厂”的称号而骄傲，中国需要的是“绿色崛起”。他警告说，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ＧＤＰ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

不光从言语上表示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现象进行痛斥和警告，潘岳在治污的行动上更显强硬。 

 从２００３年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到２００７年就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潘岳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３次由他主导的“环保风暴”。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３０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２００６年２月７日，潘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家环保总局从当天起对１２７个重点化工、石化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投资总额达２９０亿元的１０个违反“三同时”规定的化工、交通等建设项目进行查处，掀起了第二次“环保风暴”。

面对“先污染后治理”、“只污染不治理”的事件屡屡发生，面对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潘岳“忍无可忍”，他甚至采用了更为强硬的“连坐”式的“区域限批”政策：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２００７年初，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１１２３亿元的８２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４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４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

在潘岳等人的强力推进下，不少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被叫停整改，一些被影响了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叫苦之后，不得不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铁腕执政剑指官场陋习

相对传统的官场潜规则而言，近年来，一些地方主政官员的施政手段显得有些“另类”，透出其“刚猛”的个性。

 凭借市委书记的强势地位，高压执政，剑走偏锋，改变干部作风，让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为人们眼中不折不扣的个性官员。

从２０００年２月到２００３年１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并且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

吕日周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村调研，清晨６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党员干部们不得不变得勤奋起来。

 吕日周剑走偏锋，给长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他上任的第二年即２００１年，财政总收入接近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０３％，为１９９６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与吕日周相比，原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后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铁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用强硬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推行其施政法则来实现变革。

 仇和从１９９６年起，在沭阳进行了为期４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１９９７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２００１年仇和离任时，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１３位和６位。

在个性上与吕日周和仇和有相似之处的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区委书记李仲彬，用“铁腕”手段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其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系列“出格”之举，也让人们把他列入了个性官员的行列。

李仲彬的“出格”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惯性制度”的改革，提出“还权于民”。新都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

李仲彬的“出格”还表现在他力推的“新都之治”的民主政治改革，该区所有学校校长、２９９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由直选产生，并首开中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

李仲彬对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的改革也非常“出格”。２００４年７月，新都举行大会，包括李仲彬在内的１７名“区官”接受了１０７１名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他提议将测评结果在报纸、电视上公开。公开测评“区官”，从此在新都成为年度保留节目。

宋亚平绵里藏针彰显个性多重色彩

相对吕日周、仇和、李仲彬的“铁腕”执政风格而言，另一位个性官员宋亚平的施政措施对当地官员切身利益来说，是“以柔克刚”。宋亚平在任４年多，推出了１４项改革，端掉了３０００多人的“铁饭碗”。他通过对官员“洗脑”来荡涤陈腐观念，而没有采用疾风骤雨的方式，并且给予被改革者一定的保障，因而引起的震荡比较小。虽然手法“温柔”，但他实施的改革，却是绵里藏针，而且在施政过程中，意志坚定，没有丝毫退缩。

宋亚平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１９８６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他却辞去公职，不要“铁饭碗”，南下广东“淘金”。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在商海搏击１０年之后的宋亚平，又走马上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

接手咸安区时，宋亚平面对着的是一副“烂摊子”：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保守，领导方式陈腐；政府机构人员庞杂臃肿；财政入不敷出，土地荒芜，农业衰败。封闭保守的思维充斥着整个咸安区。

面对困境，宋亚平决心“起沉疴，下猛药”。他开始对陈腐的地方吏治进行整治。

宋亚平深知改革会触动种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做好种种铺垫工作。在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的“五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他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当时咸安区的干部本能地排斥这种做法，宋亚平将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做思想工作。第一批１８７名打工干部在２００１年的正月十五启程出发。咸安区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１５０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宋亚平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必须走出咸宁市，对留在咸宁不走的，一经发现便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

继干部外出打工之后，宋亚平开始实行机构改革，拿留在咸安的干部“开刀”。他先拿出６个重要的、被视为肥缺的区直局机关，公开选聘局长，然后放权让竞争上来的局长组阁，对人员进行分流。先后有２３００多名区直机关的干部被推向社会。

机构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还是乡镇一级。宋亚平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他认为基层政权没有必要实行党政分开，分开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推诿扯皮。之后，他又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撤销合并，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一举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减下来的人一律自谋职业。这种改革在全国是首次，被视作中国基层政权冲破“黄宗羲定律”的成功尝试。

宋亚平的改革彻底扭转了咸安区的落后局面，自２０００年改革以来，区财政收入由１９９９年的５４００万元上升为２０００年的２．６亿元。而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还在向湖北全省延伸。（江南时报）

编辑： 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