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水果蔬菜商店里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下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更多了。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叶也哗啦啦地响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道。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道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道的街口，这条街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玛依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着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去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玛依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来到我身边的。他会说：大哥，你为啥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玛依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啥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那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排放在了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光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涌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伊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的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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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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