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 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青年经济学家、教授。兼任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等职。专业擅长经济思想史与防务经济学。

我的阅读史和改革开放同年

○卢周来

如果从８岁时看《三毛流浪记》等小人书算起，生于１９７０年，我的阅读史正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一样是３０年。

上小学与中学时一直做文学梦。这是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前那种简单、单纯与向上的社会氛围中许多同龄人共有的梦。于是拼命在课余看文学作品。从《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所写的现代作品，几乎是饥不择食。高中时代，赶上了当时的“琼瑶热”、“三毛热”与“武侠热”。我学习并不费劲，因此也并没有十分刻苦，但还记得为了能在第二天按时归还同学那里求来的《射雕英雄传》，晚上宿舍熄灯后猫在臭哄哄的厕所里一直看到天快亮。此后的２０年间，我看过的小说也比不上６年的初中与高中时代读得多。除了看小说外就是读诗歌。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还是舒婷、北岛与顾城的朦胧诗，至今仍然能背上若干残句。当然，在高中阶段最难忘的一本书，是台湾女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里面尘封着一段我不愿打开的往事。

对形而上的兴趣也产生于高中时代。大约在１９８６年，一次我到县邮局去给杂志社寄我自己写的文学作品，路过一个卖过刊的摊子，我随手拿起一本名为《我的大学》的杂志，一翻开，就被其中一篇梁归智写庄子思想的文章所吸引，再也放不下。后来，我自己掏钱订阅的第一份杂志就是当时由山西自修大学出的这本《我的大学》。那时高考竞争很残酷，我的物理老师为此在全班面前嘲讽我说：“不要因为看《我的大学》，到时连大学都考不上。”除了《我的大学》之外，我当时还着迷一本北京办的名为《丑小鸭》的杂志，因为在１９８７年前后，上面刊登了何新等作者的许多宏文。

大学阶段，我几乎也在追赶着思潮读书。大一时，主要读的是萨特、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作品；从大二开始，我有系统地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书给我的启蒙意义最大。所以，后来我在旧书摊上收全了这套书。同样对我具有启蒙意义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我的历史与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这三套书。近些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以及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与社科类书，我也读了很多。

为了从事经济学专业的需要，除了《资本论》之外，我主要阅读的是从国外引进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经济思想史上那些有名的著作，并且对与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密切相关的思潮更感兴趣一些。先是阅读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一些书籍，如科奈尔的《短缺经济学》以及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等；后来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很流行，我又转向阅读一些发展经济学著作，这套书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收入了弗里德曼、布坎南、阿瑟·刘易斯、贝克尔、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始，国外引进版经济学著作进入了一个大繁荣与大爆炸年代。在我的阅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系列出版物分别有：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由陈郁主编的《当代经济学译库》；梁晶工作室先后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开本国外经济学教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钱颖一先生主编的《比较译丛》；已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更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了几乎阿玛蒂亚·森所有作品的《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等等。

现在，我当然还会不断去跟踪新出版的书籍。但坦白地说，这些年中，很少有哪本书能让我有一种“蓦然回首”般激动与兴奋。有时面对书架上堆满的各色书，我竟然有些怀念过去并不从事研究与写作时简单而又单纯的阅读：那时读书没有功利心。但与改革不能倒退一样，我也只能仍然往前走，期待着在以后无数的阅读中能有偶然几次与自己真正心宜且心动的书籍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