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回忆当年往事，神采奕奕 本报记者吴万生摄

谈判过程中英国一直施压

中国对策

好言相劝仁至义尽

小平拍板另起炉灶

记者：这句“千古罪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现在您的看法改变了吗？

鲁平：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香港过渡将更平稳。他给香港

带来的坏影响不单止政治体制，还有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回想起来，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1989年后英国对华政策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合作变成对抗；其次是彭定康对中国的情况太不了解，刚愎自用，以为他可以通天，很多事情不和英国外交部商量，这实在和他的个性有关。但归根到底，是和英国当时外交政策的错误有关。

我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如果非要一意孤行推翻“直通车”，那我们必将奉陪到底！可他依然故我。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彭定康作为一个代表，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他还是不甘心。即便如此，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17轮的谈判，仁至义尽。他的回应是：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说：另起炉灶！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在1983年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原本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这也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 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也不准出席预委会的任何会议。我们认为，既然没有“直通车”，就得成立临时立法会。但港英政府认为临时立法会是非法的，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们不准临时立法会在香港开会，我们就在深圳开。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香港政府就会瘫痪，很多事情办不了，比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如果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香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

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它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