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谢正军 CFP/图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第二篇学术论文，会像《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般，备受瞩目甚至追捧。

不说网络的转载和点击，也不谈充斥媒体的各色解读，仅最近一周内，已有两场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和北京悄然举行，跨越官学商三界，就学术论文而言，实为一时之盛。

而基于当下中国能源形势危急，以及此前不绝于耳的对于能源法出台、能源体制改革的呼声，江泽民以前国家领导人身份，纵论能源战略的这篇论文也被外界赋予学术之外的现实深意。

甚至2月28日，论文送稿日期，因为处于全国“两会”前夕，也被观察家反复咂摸。其实，论文的初衷也许并不复杂。

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话题是，如何看待退任领导人的活动，而这又涉及中国的政治文化。

“江学长”的礼物

这篇名为《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的论文，发表于上海交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42卷)第三期。

在当期目录上，作者江泽民的名字和论文标题被加大字号处理，这是学报对重点推荐论文的惯常处理，而因为作者的特殊和适逢学校112周年校庆，封面颜色特意由平常的黄色改为大红，以示喜庆之气。

上海交大学报的副主编龚汉忠相信，学长之所以在发行量不大、影响力也弱的学报上发表文章，首先是对母校的感情使然。

这一点，交大师生亦感同身受，该校有关人士透露，卸任国家领导人职务后，江泽民在上海的居所就在交大近旁，而且累计造访交大达十余次，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频率。

至少一年前，学报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领导就已着手筹备庆祝事宜，这一年，也正是江从交大毕业整60年。

此前，一本名为《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书已经出版。这一次，学校希望以学报的名义向江泽民约稿。

这不是唐突要求。1989年，63岁的江泽民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曾受聘为母校电机工程专业兼职教授，依当时学校规则，他要为学生做两次讲座。而同年3月份的第一场即关于能源。交大一教授至今记得，题目是《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图书馆一楼的讲厅人满为患，江的英语才能得到展现。演讲文稿后经其亲自整理，成为上海交大学报1989年第三期的同名论文。

原定5月中旬的第二场演讲因故取消。众所周知的是，他赶赴北京，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篇关于世界电子信息发展主题的演讲报告，最终成为当年学报第六期的又一篇论文。

2007年，江泽民卸任已三年，退休生活里，除缅怀故人、题词访友外，已很少公开露面。他曾对到访的老同学感慨“无官一身轻”。但对教职的向往却毫不隐讳，2004年，他的老同学余力去中南海看他，江正研读《师说》，并心向往之。

当年短暂的演讲经历，时隔多年后，亦曾在一次党校的讲话中被其提起，“现在授学位、聘教授太容易了，要加强管理。当年上海交大聘我做教授时，审查得很严，要求我做两次学术报告。”2006年交大110周年校庆，已是80岁的江就曾专门兴趣盎然地给数百名本科学生演讲。

现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后来透露说，学报约稿的事情，江学长欣然答应。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党委书记周大地告诉本报记者，接到约稿邀请后，江泽民本人查阅了大量资料，专门请教了许多方面的专家，很投入，很用心。而他本人则代其搜集了一些资料数据，这使得江泽民专门在论文最后对其致以谢意。

对母校来说，这确是一份厚礼。在中国权威的期刊网学术论文库里搜索，现任或前任国家领导人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鲜有先例。

小心谨慎

1984年进上海交大学报工作至今的龚汉忠，接受了论文的编辑工作，2月28日深夜，经最终修订完毕的样稿，终于传到包兆龙图书馆15楼，上海交大学报编辑部，正式进入编辑流程。

龚汉忠和他的同事们被学校领导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完成工作。考虑到文章的特殊性以及校庆的特殊意义，交大学报编辑部临时撤换论文，为了配合能源主题。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最终校样由江亲自修改，工作人员多次嘱咐编辑部，因为领导视力缘故，样本字体要大些，行间距也要大些。最终送审的样本都特意选择大二号字体。“大家戏言，像出版文选一样，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一般论文只需三校即可，而江的论文则经过了双倍工作量，这只有一个原因，小到标点符号、英文字母，编辑部希望不留一点错漏，“每一处修改背后，都是几经协商、琢磨”。

即便如此，瑕疵还是难免的，文章发表后，勤恳的编辑们又发现了一处小错误，一处图样的说明文字中，“水蒸气”写成“水蒸汽”了。

龚回忆说，最早的送编初稿，难免在一些参考文献、资料援引的格式上存在疏漏，图表的制作以及计量单位的使用上也有个别不统一，均一一进行了校订。

但也有作者本人坚持的例外，比如论文中对于ppmv(意为10的负6次方)的专业术语，编辑修改时曾一度改为国内通用的数字格式，结果在送审时，江泽民希望留用，理由是国际规范通用ppmv，编辑们一查，果然如此。

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因素，在审稿中也被斟酌，结果是删掉了个别评价现实的语句，比如原文中有“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水泥立窑在中国仍大量存在，……”在正式发表前，经江泽民认可，予以删除。

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并不如外界揣测，会出现比较内部或隐秘的数据，一位能源专家说，几乎所有数据都是普通专家也可获得的公开数据，这保证了学术论文的可审查性。

论文发表后，数十家媒体希望联系采访，兴趣最大的是，论文是否经过了严格评审？

龚汉忠说，和其他论文一样，这篇一样经过了内审和外审环节。内审专家主要是交大能源研究院的长江学者和院士，外审则延请了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会审意见归并后送江泽民参考，并体现在文章的最终修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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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的空间有多少

4月8日，是交大校庆日，一场针对论文的学习研讨会也如愿召开，上海交大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联合主办。

与会阵容可谓鼎盛，新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出席，他称赞江不仅是政治家，更是专家型领导人，并结合论文中提及的能源体制内容称，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其对能源发展思路的思考，他说，论文对制定中国能源战略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席间，他还透露将力主在能源局成立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前者为吸纳学界智慧，而后者则为听取老领导老同志的建言建策。

论文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被分外强调，参会的众多能源协会的领导，涉及核能、风能、太阳能诸多新兴能源领域，无不以论文中的相关阐述为依据，面陈国家能源局领导，希望国家层面加大重视和投入。

以前任国家领导人身份，在中国能源形势日益严峻，以及近年对能源体制改革呼声强烈的当口发言，部分媒体小心寻找着文中可能透露的现实政策信号，比如“能源价格与市场接轨，合理提高资源税标准”等提法。

对此，发改委能源所周大地研究员对本报记者称，江的论文，重在宏观层面对能源长期和中长期战略和方向的思考，“不是重在就某一现实政策的解读”。“更不能用普通论文的故事和逻辑来阐释江泽民的论文”。

既为学术论文，则有争鸣空间，也有一些学者对论文委婉提出了不同看法。中国矿业大学的余力教授，是江泽民早年同学，亦是煤炭行业的权威专家。

江泽民主政期间曾关注其从事的煤炭地下汽化技术，并专门批示，然而在综观全部论文后，他发现文章没有提及，有些失落。“解决中国能源问题，节约优先，多元发展都很必要，可是中国现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回采率太低，在生产环节浪费了大量的能源，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接受采访时，老先生称，这个意见会带到4月9日的北京座谈会上，前一天，他专门给江泽民去了信，援引列宁当年称煤炭地下汽化技术为“一个伟大技术的胜利”以及苏联成立煤炭地下汽化管理局等经验，冀望老同学重视。

江泽民当年的同事沈永言则认为论文的最后部分，即能源的发展政策部分，略显不足，他希望，应该有诸如在节能上设置一票否决的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意见。

由一篇论文而起的举国关注能源的景象正持续升温。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震称：“论文中强调的内容，大多切合了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能源界的共识，现实的困惑在于这些共识的解决途径、方法还存在分歧。”他乐观地相信，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应对改革共识的具体落实起到积极作用。

退休领导人的舞台在哪里

4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研讨会，《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将成主角。

以前任国家领导人身份撰写学术论文，以此关注中国现实的先例几乎没有。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王震相信，江泽民为什么弃《人民日报理论版》、《求是》这样的平台，而选择极小众的高校学报发表论文，固然体现对母校的感情，可能也希望避免直接对现实产生干预性的低调考虑。

为了写《江泽民传》，当年库恩曾拜访过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他最后的评价是：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领导人安度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像克林顿这位前任美国总统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赚取巨额演讲费。

在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卸任的几位第三代领导人，均低调处理退休生活，淡出主流媒体视野。仅见的活动多为以书籍形式回忆过往或总结人生，比如李鹏的外事日记和电力日记，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当然也包括江泽民的《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而对于现实的公开发言，则鲜有记录。

新华社一位知情记者认为，一般而言，卸任领导人的言行，已属私人性质，除非安排，一般不再介入报道。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外许多领导人，即便退休依然以独有方式关注现实，比如卡特，卸任后更积极投入社会改造运动、贫民区住宅改建计划，甚至组织国际观察团监督东欧国家的选举。比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离任后更为活跃、锐利，不但以个人名义成立基金会，还以其个人人脉和声誉接受全球大型企业或集团的邀请前往演讲，就现实问题频频发言。“这是因为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心态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结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曾对南方周末记者如是分析。“低调一方面是因为卸任者不愿干涉现行政务，更是因为，中国普遍的社会心态中的领导人情结，往往会对他们退休后原本平常的言行作出特殊解读。”任建明说。“无论从主观、客观，低调行事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亦有学者认为，卸任领导人，除去政治舞台之外，应该有着更多空间，比如社会公共事务、学术研究等等，“他们远见卓识、独特的阅历经验，应该作为财富延续下来。”

他认为，退休意味着政治舞台的谢幕，但个人的舞台才刚刚开启，“但这也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依赖于领导人自己的突破，更依赖于整个社会心态以及体制的变革。”

从这一点看，江泽民的论文《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倒不失为一个新思路。(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实习生 詹佳如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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