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插图本），[美]塞林格 著，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
内容简介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15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家长们和文学界也对这本书展开厂争论。有认为它能使青少年增加对生活的认识，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促使他们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成年人通过这本书也可增进对青少年的理解。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坏书，主人公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满口粗活，张口就“他妈的”，因此应该禁止。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
本书以主人公霍尔顿自叙的语气讲述自己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的经历和心灵感受。它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仿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也批判了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霍尔顿是个性洛复杂而又矛盾的青少年的典型。他有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他对那些热衷于谈女人和酒的人十分反感，对校长的虚伪势利非常厌恶，看到墙上的下流字眼便愤愤擦去，遇到修女为受难者募捐就慷慨解囊。他对妹妹菲芯真诚爱护，百般照顾。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他还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呼声。可是，愤世嫉俗思想引起的消极反抗，还有那敏感、好奇、焦躁、不安，想发泄、易冲动的青春期心理，又使得他不肯读书，不求上进，追求刺激，玩世不恭；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女玩。他觉得老师、父母要他读书上进，无非是要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认为成人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信，全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连他敬佩的唯一的一位老师，后来也发现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而且还用“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一套来教导他。他看不惯现实社会中的那种世态人情，他渴望的是朴实和真诚，但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而他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好苦闷、彷徨、放纵，最后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社会异化、政治高压和保守文化三股力量的高压下，形成了“沉寂的十年”，而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垮掉的一代”，本书主人公霍尔顿实际上也是个“垮掉分子”，是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只是他还没有放纵和混乱到他们那样的程度罢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还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全书通过第一人称，以一个青少年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和行为举止，也以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面目和欺骗行径。作者以细腻深刻的笔法剖析了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不仅抓住了他的理想与现实冲突这一心理加以分析，而且也紧紧抓住了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来表现主人公的善良纯真和荒诞放纵。小说中既用了“生活流”，也用了“意识流”，两者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不避琐碎，不讳隐私，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俚语，生动活泼，平易近人，达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更能激起共鸣和思索，激起联想和反响。
书摘:
1
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首先，这类事情叫我腻烦；其次，我要是细谈我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俩淮会大发脾气。对于这类事情，他们最容易生气，特别是我父亲。他们为人倒是挺不错——我并不想说他们的坏话——可他们的确很容易生气。再说，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他妈的我整个自传。我想告诉你的只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后来我的身体整个儿垮了，不得不离家到这儿来休养一阵。我是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告诉DB的，他是我哥哥，在好莱坞。那地方离我目前可怜的住处不远，所以他常常来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打算在下个月回家，他还要亲自开车送我回去。他刚买了辆“美洲豹”，那是种英国小轿车，一个小时可以驶两百英里左右，买这辆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钱。最近他十分有钱。过去他并不有钱。过去他在家里的时候，只是个普通作家，写过一本了不起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不知你听说过没有。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讲的是一个小孩怎样不肯让人看他的金鱼，因为那鱼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这故事动人极了，简直要了我的命。这会儿他进了好莱坞，当了婊子——这个DB。我最最讨厌电影。最好你连提也不要向我提起。
我打算从我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讲起。潘西这学校在宾夕法尼亚州埃杰斯镇。你也许听说过。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总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骑着马在跳篱笆。好象在潘西除了比赛马球就没有事可做似的。
其实我在学校附近连一匹马的影儿也没见过。在这幅跑马图底下，总是这样写着:“自从一八八八年起，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有脑子的年轻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潘西也象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材。而且在那里我也没见到任何优秀的、有脑子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可他们很可能在进学校时候就是那样的人。
嗯，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要跟萨克逊·霍尔中学赛橄榄球。跟萨克逊·霍尔的这场比赛被看作是潘西附近的一件大事。这是年内最后一场球赛，要是潘西输了，看样子大家非自杀不可。我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爬到高高的汤姆孙山顶上看赛球，就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使用过的混帐大炮旁边。从这里可以望见整个球场，看得见两队人马到处冲杀。看台里的情况虽然看不很清楚，可你听得见他们的呦喝声，一片震天价喊声为潘西叫好，因为除了我，差不多全校的人都在球场上，不过给萨克逊·霍尔那边叫好的声音却是稀稀拉拉的，因为到客地来比赛的球队，带来的人总是不多的。
在每次橄榄球比赛中总很少见到女孩子。只有高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子来看球。这确实是个阴森可怕的学校，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我总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至少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姑娘，哪怕只看见她们在搔胳膊、擤鼻子，甚至在吃吃地傻笑。
赛尔玛·绥摩——她是校长的女儿——倒是常常出来看球，可象她这样的女人，实在引不起你多大兴趣。其实她为人倒挺不错。有一次我跟她一起从埃杰斯镇坐公共汽车出去，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俩随便聊起天来。我挺喜欢她。她的鼻子很大，指甲都已剥落，象在流血似的，胸前还装着两只假奶，往四面八方直挺，可你见了，只觉得她可怜。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从来不瞎吹她父亲有多伟大。也许她知道他是个假模假式的饭桶。
我之所以站在汤姆孙山顶，没下去看球，是因为我刚跟击剑队一道从纽约回来。我还是这个击剑队的倒楣领队。真了不起。我们一早出发到纽约去跟麦克彭尼中学比赛击剑。只是这次比赛没有比成。
我们把比赛用的剑、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一古脑儿落在他妈的地铁上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我得不住地站起来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结果，我们没到吃晚饭时间，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就已回到了潘西。乘火车回来的时候全队的人一路上谁也不理我。说起来，倒也挺好玩哩。
我没下去看球的另一原因，是我要去向我的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他患着流行性感冒，我揣摩在圣诞假期开始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写了张条子给我，说是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见我一次。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再也不回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不肯好好用功。他们常常警告我，要我好好用功——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可我总是当耳边风。于是我就给开除了。他们在潘西常常开除学生。潘西在教育界声誉挺高。这倒是事实。
嗯，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象巫婆的奶头，尤其是在这混帐的小山顶上。我只穿了件晴雨两用的风衣，没戴手套什么的。上个星期，有人从我的房间里偷走了我的骆驼毛大衣，大衣袋里还放着我那副毛皮里子的手套。潘西有的是贼。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嗯，我当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尊混帐大炮旁边，看着下面的球赛，冻得我屁股都快掉了。只是我并不在专心看球。我流连不去的真正目的，是想跟学校悄悄告别。我是说过去我也离开过一些学校，一些地方，可我在离开的时候自己竞不知道。我痛恨这类事情。
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
要不然，我心里就会更加难受。
总算我运气好。刹那间我想起了一件事，让我感觉到自己他妈的就要滚出这个地方了。我突然记起在十月间，我怎样跟罗伯特.铁奇纳和保尔.凯姆伯尔一起在办公大楼前扔橄榄球。他们都是挺不错的小伙子，尤其是铁奇纳。那时正是在吃晚饭前，外面天已经很黑了，可是我们照样扔着球。天越来越黑，黑得几乎连球都看不见了，可我们还是不肯歇手。最后我们被迫歇手了。那位教生物的老师，柴柏西先生，从教务处的窗口探出头来，叫我们回宿舍去准备吃晚饭。我要是运气好，能在紧要关头想起这一类事情，我就可以好好作一番告别了——至少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做到。因此我一有那感触，就立刻转身奔下另一边山坡，向老斯宾塞的家奔去。他并不住在校园内。他住在安东尼.魏思路。
我一口气跑到大门边，然后稍停一下，喘一喘气。我的气很短，我老实告诉你说。我抽烟抽得凶极了，这是一个原因——那是说，我过去抽烟抽得极凶。现在他们让我戒掉了。另一个原因，我去年一年内竞长了六英寸半。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差点儿得了肺病，现在离家来这儿作他妈的检查治疗那一套。其实，我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
嗯，等我喘过气来以后，我就奔过了第二0四街。天冷得象在地狱里一样，我差点儿摔了一交。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奔跑——我揣摩大概是一时高兴。我穿过马路以后，觉得自己好象失踪了似的。那是个混帐的下午，天气冷得可怕，没太阳什么的，在每次穿越马路之后，你总会有一种象是失踪了的感觉。
嘿，我一到老斯宾塞家门口，就拼命按起铃来。我真的冻坏了。我的耳朵疼得厉害，手上的指头连动都动不了。“喂，喂，”我几乎大声喊了起来，“快来人开门哪。”最后老斯宾塞太太来开门了。他们家里没有佣人，每次总是他们自己出来开门。他们并不有钱。“霍尔顿！”斯宾塞太太说。“见到你真高兴！进来吧，亲爱的！你都冻坏了吧？”我觉得她的确乐于见我。她喜欢我。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嘿，我真是三脚两步跨进了屋。“您好，斯宾塞太太？”我说。“斯宾塞先生好？”
“我来给你脱大衣吧，亲爱的，”她说。她没听见我问候斯宾塞先生的话。她的耳朵有点聋。
她把我的大衣接在门厅的壁橱里，我随使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掠。我经常把头发理得很短，所以用不着用梳子梳。“您好吗，斯宾塞太太？”我又说了一遍，只是说得更响一些，好让她听见。
“我挺好，霍尔顿。”她关上了橱门。“你好吗？”从她问话的口气里，我立刻听出老斯宾塞已经把我被开除的事告诉她了。
“挺好，”我说。“斯宾塞先生好吗？他的感冒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霍尔顿，他完全跟好人一样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合适……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里，亲爱的。进去吧。”
2
他们各有各的房间。他们都有七十左右年纪，或者甚至已过了七十。他们都还自得其乐——当然是傻里傻气的。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混，可我并不是有意要说混话。我的意思只是说我想老斯宾塞想得太多了，想他想得太多之后，就难免会想到象他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完全驼了，身体的姿势十分难看，上课的时候在黑板边掉了粉笔，总要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走上去拾起来递给他。真是可怕极了，在我看来。不过你要是想他想得恰到好处，不是想得太多，你就会觉得他的日子还不算太难过。举例来说，有一个星期天我跟另外几个人在他家喝热巧克力，他还拿出一条破旧的纳瓦霍毯子来给我们看，那是他跟斯宾塞太太在黄石公园向一个印第安人买的。你想象得出老斯宾塞买了那条毯子心里该有多高兴。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有些人老得快死了，就象老斯宾塞那样，可是买了条毯子却会高兴得要命。
他的房门开着，可我还是轻轻敲了下门，表示礼貌。我望得见他坐的地方。他坐在一把大皮椅上，用我上面说过的那条毯子把全身裹得严严的。
他听见我敲门，就抬起头来看了看。“谁？”他大声嚷道。“考尔菲德？进来吧，孩子。”除了在教室里，他总是大声嚷嚷。有时候你听了真会起鸡皮疙瘩。
我一进去，马上有点儿后悔自己不该来。他正在看《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般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浴衣，大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或者浴衣。他们那瘦骨磷晌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没什么毛。“哈罗，先生，”我说。“我接到您的便条啦。多谢您关怀。”他曾写了张便条给我，要我在放假之前抽空到他家去道别，因为我这一走，是再也不回来了。“您真是太费心了。我反正总会来向您道别的。”
“坐在那上面吧，孩子，”老斯宾塞说。他意思要我坐在床上。
我坐下了。“您的感冒好些吗，先生？”
“我的孩子，我要是觉得好些，早就去请大夫了，”老斯宾塞说。说完这话，他得意的了不得，马上象个疯子似的吃吃笑起来。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平静，说道:“你怎么不去看球？我本来以为今天有隆重的球赛呢。”
“今天倒是有球赛。我也去看了会儿。只是我刚跟击剑队从纽约回来，”我说。嘿，他的床真象岩石一样。
他变得严肃起来。我知道他会的。“那么说来，你要离开我们了，呃？”他说。
“是的，先生。我想是的。”
他开始老毛病发作，一个劲几点起头来。你这一辈子再也没见过还有谁比他更会点头。你也没法知道他一个劲儿点头是由于他在动脑筋思考呢，还是由于他只是个挺不错的老家伙，糊涂得都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屁股哪儿是自己的胳膊弯儿了。
“绥摩博士跟你说什么来着，孩子？我知道你们好好谈过一阵，”“不错，我们谈过。我们的确谈过。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呆了约莫两个钟头，我揣摩。”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他说得挺和蔼。我是说他没有蹦得碰到天花板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劲儿谈着什么人生是场球赛。您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加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绥摩博士已经写信给你父母了吗？”老斯宾塞问我。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告诉他们，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回家，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嗯，……他们听了会觉得烦恼，”我说。“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换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经常摇头。“嘿！”我说。我经常说“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象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几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起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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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塞林格
编辑：
陶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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