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三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政府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和索邦校长让·罗什(JeanRoche)担心“楠泰尔事件”引发连锁效应，使得索邦这所法国最古老的大学因骚乱而被迫关闭。于是他们招来了警方，而法国的一贯传统是警方不得进入大学的领地，部长的这一决定使所谓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警方冲入校园，逮捕五百余名学生。警方花了三个小时将被捕者押上警车，同时不停地驱散围观者。学生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抓人！”，得到的回答是催泪瓦斯和警棍。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拉丁区。六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八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九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但政府拒绝释放被捕者，所有和谈和调解均告无效。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十日是整个“五月”的中心点，“占领拉丁区！”的口号叫响，晚九时，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从准军事的角度说，这些障碍物毫无用处，但正是在这无实用意义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象征性价值。街垒在“五月”是一个符号：它把人们带回到了历史中，把历史带到了青年一边，把戴高乐分子变成了凡尔赛分子。

五月十一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似乎已经太晚了。十三日，法国总工会(CGT)、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八十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科恩－邦迪、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Sauvageot)和教师工会秘书长阿兰·盖斯马尔(AlainGeismar)三大青年领袖走在最前面，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Ro－chet)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追求政治权力和个人自治的斗争直接体现为占有物质性或象征性空间的斗争。

十四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国事访问，他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权威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宪法意义上都受到了质疑，但是他不愿直接面对这一困境。十五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院长因向青年们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处分。米歇尔·比托尔(MichelButor)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旋奔回巴黎，同阿伦·雷乃等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电影传单”，在学校和工厂巡映。十六日起，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红旗！”)。十八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这时的巴黎，“十年够长的了！”、“严禁使用严禁！”、“实现梦想！”等标语、口号、传单满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巴黎似乎变成了爱丽丝的“奇境”，“五月”成为真正的狂欢，人们亲身经历了幻想的乌托邦。二十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丝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但是次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二十二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二十四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将军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派头试图再次鼓舞起法国人民，但他的个人权威未能得到重新确立。抗议者指出：“他等待了三个星期，讲了五分钟；他又准备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十年都没完成的事情。”当晚的情况更加混乱，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二十五日，由于意识到危机可能会彻底颠覆法国，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在政府代表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官员——雅克·希拉克。二十七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在夏特莱体育场的盛大集会上，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科恩－邦迪提出“选择孟戴斯－法朗士”，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二十九日，戴高乐失踪。整个巴黎传言将军准备辞职，甚至准备自杀。但实际上，他在酝酿反击。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于是，当戴高乐在三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时，他完全恢复了自信。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反讽苏军镇压一九五三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但是该讲话无疑令“恢复秩序的力量”欢欣鼓舞，雷蒙·阿隆在收音机前不时高呼：“戴高乐万岁！”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六月一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经渐落。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六月十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十四日，青年们撤离奥德翁剧院；十六日，撤离索邦。三十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彻底结束了。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去战斗！”

重访历史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解释，甚至叙述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阿兰·图海纳认为“五月”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莫兰则看到了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在雷蒙·阿隆笔下，“五月”这一出巨型“心理剧”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和复活。而如萨特所言：“我敢打赌阿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在如此的山崩海啸面前，会有阿隆这样的“自由思想家”面不改色，冷静客观地独立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起疑的事情。青年们说：“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问题在于，阿隆握有什么样的真理？萨特和阿隆之争曾被认为是“介入”与否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冷静最终演化成为了犬儒主义，风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怀疑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冷静地思考。

无论如何“五月”又是被不断地重读和感悟着的，从《辩证理性批判》的再发现到戈达尔的回顾和反思；一本《学生公社日记》甚至也被推荐为“理想藏书”。或者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历史逆推法”来观察：无论是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乐的下台、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的当选，还是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发展都被视为“五月”的延后效应。虽然“五月”中的青年被称为以萨特主义来反对列维—斯特劳斯主义，但“五月”落幕之后，“结构不上街”成为知识界的座右铭。“五月”试图回到现实中去，但最终却使知识分子同社会经验彻底分离。

詹明信尝试用“历史阶段论”的模式来思考六十年代和“五月”，他认为那些曾经拥有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六十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那么，与其对辉煌的年代依依不舍，或为曾经的失误求全责备，不如像布努艾尔(LuisBunuel)一样，叹息一声并且承认：“五月”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