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说恐怖犯罪的根源是文明冲突

通观当今世界的恐怖袭击行为，犯罪嫌疑人多为伊斯兰教信徒。例如，沙特富翁本．拉登及其所领导的恐怖组织成员，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武装，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以及黎巴嫩、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有关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成员等，无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信徒常常用恐怖活动来发泄愤怒、打击敌人（这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有关，另一方面更与伊斯兰文明和其它文明（如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的冲突有关。

在伊斯兰教文化里，圣战是他们冲突中的一个经常性的特征。伊斯兰教信徒常常把对敌作战，甚至对敌人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行为等都看成是圣战。据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起源的烙印。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17]可以说，伊斯兰原教旨中关于圣战的规定，是恐怖袭击的精神支柱。在圣战的感召下，恐怖分子视死如归，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甚至将实施自杀性爆炸袭击视为无尚光荣的事。

伊斯兰文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好战，以及与相邻的非穆斯林的不相容，使得20世纪末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当然，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于是，便出现了伊斯兰化倾向。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有研究指出，伊斯兰教团体的领导人具有五大典型特征：(1)他们年轻，大多数是20和30多岁；(2)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3)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4)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5)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18]可见，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无论是“9·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恐怖袭击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具备上述特征。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20世纪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80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是对和平构成的最大威胁。伊斯兰人口增长就成为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个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这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的外在原因。亨廷顿总结说：“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教的失败而谴责西方。……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20]

在“伊斯兰与西方”中，亨廷顿指出，1400多年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关系是持续的、深刻的。20世纪末，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之所以加剧，主要是由五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第二，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冷战时代的结束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21]此外，当穆斯林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以及对西方力量的嫉妒和仇恨等，都是导致穆斯林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在穆斯林眼里，西方是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象征；西方摧残他们的潜力，用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他们的生活，抢占他们的市场，控制他们宝贵的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而在西方人眼里，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在欧洲伊斯兰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许多西方人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视为潜在的恐怖威胁。这种对立和冲突情况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就连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报道，英国《卫报》2002年3月5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9.11"事件的一个恶果，就是美国把许多非白人当成了恐怖分子；自"9.11"事件以来，多达5000名祖籍在阿拉伯国家的男子受到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的审问，1000多名生于中东的人被美国当局拘留。[22]这种相互敌视和冲突的结果，必然导致恐怖活动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因为伊斯兰与西方军事力量的巨大悬殊，迫使伊斯兰极端分子只可能采取恐怖活动来打击西方，例如，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甚至不惜采用人体炸弹袭击目标，或者劫持飞机撞击攻击目标；而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或者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最后，亨廷顿总结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23]诚然，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还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却是最持久、最深沉和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