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苏区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