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划时代”三个字,意味着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它的前途命运,在这以后同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满一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庆祝大会上说:“经过了这一年,中国

的历史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宋庆龄副主席在《第一年的新中国》中写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欢欣鼓舞的纪念日。它显示着人民解放与中国新生的开始。它是新纪元的发轫,我们从此进入了人民的新时代。”他们所说的,也都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意思。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它,旧的社会制度是不会结束的。

那些饱含深情的话,没有丝毫夸张。这个日子是值得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铭记的。如果不了解祖国经历过那么多而久的屈辱和苦难,如果不了解先人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曾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人们也许很难真正领会这种感情。最近逝世的前辈学者任继愈教授两三年前在《人民日报》上曾很有感慨地写过一段话:“只有历尽灾难、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才有刻骨铭心的‘翻身感’。经历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这种感受是后来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们无法体会得到的。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九十老人的肺腑之言,很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凡是在旧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大概都无法忘记:中国近代的民族苦难实在太深重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开始丧失独立地位,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曾经创造出辉煌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蔑视为行将被淘汰的劣等民族。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听凭外人摆布和宰割。一个又一个反动统治者俯首贴耳地听命于外人,帮助他们欺压中国老百姓。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怎么能不对祖国如此悲惨的处境感到极度的愤怒和痛苦?

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局势更加恶化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那样,沉重地笼罩在中国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呼喊,成为这以后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行进中的主旋律。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出路到底在哪里?无数爱国者不仅痛苦地思索着,而且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在很长时间内,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顽强奋斗,才终于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严重压迫,建立起新中国。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他又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他说出了无数中国人多少年来压在心底的话。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是何等的气概!它是新中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有了这一条,才谈得上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地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才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人民当家做主人

在旧中国,在野蛮落后的封建制度下,少数剥削者专横地骑在广大人民头上。亿万劳动人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遭人冷眼蔑视。他们大多连字也不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遭受冤屈也无处申诉。只要想一想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那些形象,就使人内心深深感到痛楚。他们占着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千百年,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最深刻的根源。

新中国永远结束了那种状况,人民当了家,做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是依靠人民办事的。获得解放的亿万劳动人民中迸发出从来不曾有过的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庄重的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上海工人代表范小凤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一个年青的女工,能够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讲台上来说话,这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我感到无上光荣!”少数民族代表张冲在发言中说:“我们彝族一向受压迫,受歧视,人们叫我们做蛮子、猓猡,不当做人看待。但是,今天我们做了人,并且做了国家的主人,来参加这个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大会,实在是无比光荣与兴奋。”这些是整个社会大变革中富有象征性的缩影。它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都能享受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新社会的突出标志。世界真的变了。“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品德和价值的标准。人们相互以“同志”称呼,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再有“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别。这在旧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亲身经历过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人,对这些大概都会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过去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广大工农大众中,形成一种新的劳动态度。1949年2月,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2500位职工给北平员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真正的翻身了!站起来了!我们改变了旧的劳动态度,我们把工厂变成了自己的家,我们成了工厂的主人。”这样沸腾的热情,在旧中国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