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曾有人预言，中国的每一届政府都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时中国人口5.4亿，人均粮食产量仅209公斤。

如今，一切都已经改变。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中国的粮食国力已得到举世公认。而这一巨大转变，始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冒险尝试。在饥饿的逼迫下，18户村民签下“生死文书”，拉开了大包干的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释放了中国农民久被束缚的能量。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如火山喷发般奔涌，靠人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对农村制度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

农村土地改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的一个冬夜，该村18人按下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一时惊天动地。从偷偷摸摸到得到肯定，小岗人在几年内迅速“冒尖儿”。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开来。21世纪，小岗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化经营。从“大包干”到回归合作化，小岗在内外的纷争中再次转身。

秘密会议

严金昌也要讨饭了。

他家的日子原本还可以。1975年，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种了生姜、辣椒、大葱，祖父留下来的近20棵柿子树长满柿子，再加上养的两头肥猪，一年收入几百元。到小市场上买回粮食，够一家9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接连被大队、公社批判了好几场。

此后，他便和父母兄弟分头出去讨饭，北到徐州，南到南京，“走南闯北”。只有他的妻子没有出去过，在家里挣工分。在他的安排中，好劳力要去讨饭，弱劳力呆在家里挣工分，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正值壮年的严金昌不愿讨饭，但要想不饿肚子，似乎别无他法。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1978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人头上。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人们的怨言在私下里扩散。当年，凤阳开始“分包到组”，试图改变粮食产量低下的状况。但这一招在小岗并不见效，20户人家从两个小组分成8个小组，仍不见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严金昌说，当时，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在田间地头，开始有三三两两的村民议论着，干脆分开来干！

1978年11月24日，严金昌吃过晚饭，来到了严立华家。严立华家有两间茅草房，平时是村民们聚会的“据点”。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小岗村2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

在此之前，队里的三个干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已经碰过头，决心“大包干”。开会时，大家都在抽烟，茅草屋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严立华跑到后屋看看，发现老婆安静地待着，没过来凑热闹的意思。对这个会，他格外谨慎。在私下联络时，村民已相互约定不让女人知道，“怕她们嘴快，说出去。”

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即便是私下都同意了，在会上也不敢贸然提出来。

最终，副队长严宏昌打破沉默，“我们队委会三个碰了个头，打算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但有一条，各家要保证交足公粮……”

窗户纸捅破后，现场热闹起来。“谁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严金昌和大家一起诅咒。

老农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你们几个干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们的大人小孩怎么办啊？”

“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个也不能装孬，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另一位年长的村民答道。这一提议得到村民的附和。

随后，在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保证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户户主的名字。他和严立学、韩国云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了章，到场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星火燎原

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严金昌一家分得约40亩地。第二年，严金昌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水稻、花生、山芋等农作物。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

秋收后，严金昌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切开，晒成山芋干，准备保存得更久。

小岗没人羡慕严金昌，因为家家都丰收了。当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2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看到小岗人分开干得到了好收成，附近的生产队也悄悄“瞒上不瞒下”，包产到户。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该县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在此情况下，小岗所在的梨园公社要求他们再“并起来”。经常到小岗观察形势的凤阳县领导陈庭元支持小岗: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尽管如此，其他生产队以“小岗不并，他们就不并”为由，让公社很为难，让小岗并起来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小岗人单干得战战兢兢。

1980年1月24日，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小岗的包产到户明确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对于有人批评小岗在“开倒车”的说法，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当地一名领导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呗！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产到户，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严金昌、严宏昌说，万里讲话后，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当年4月2日，邓小平对万里等人谈话时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做出肯定的表态。此后，小岗模式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步推广开来。

20年不变

包产到户后，严金昌家的日子改变很快。1982年，他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机。小四轮可以跑运输赚钱，收割机除了帮自家收割庄稼外，还可以租给别人用。次年，他就搬出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平房。和严金昌一样，多数小岗人在这几年完成了住房的更新换代。

包产到户红火几年后，小岗人遭遇新问题。严金昌说，因为粮食产量的大范围提高，卖粮越来越难。粮食卖不出去，价格降低，换不成“现钱”，添点农具、机械啥的都难了。

因此，从平房到楼房的转变，小岗人慢了些。直到1995年，严金昌全家合力给儿子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这在全村还算很早的。

“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严金昌认为，直到今天，他们也只能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事实上，除了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仪式上得到了意外的馈赠外，小岗和广大安徽农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增产不增收的历史种种。严金昌说，那时，喂猪要交生猪税；买了辆小四轮，除了机械管理税，还有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都要交“特产税”。

在这20多年里，小岗人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向明星村学习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南方、华东地区包括安徽东南部一些乡镇和农村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浪潮:兴办乡镇企业、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模农业。

此间，严宏昌提出办一个制砖的轮窑厂。小岗村委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决了这个想法。此后，他又引进了好几个办厂的项目，但都没有搞起来。

因此，20多年来，粮食依然是小岗人的主要收益。严金昌认识到，光靠承包经营的那些土地，想发财太难。

当时，南街村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还有一组数字令小岗人感到汗颜: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

“改革开放第一村”落伍了。有人高呼:“小岗走了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道路。”

通过电视新闻，严金昌对外面的“发达”略有耳闻，“羡慕那些明星村，更羡慕他们有好的带头人”。

2004年，他们迎来了沈浩，第一个“非岗人”当上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小岗没有发展起来，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缺少一个好的带头人。”沈浩直言。

上任之后，沈浩带领村民到南街村等明星村学习取经，“沈浩思路”在争议中提出来，在争议中试图引领这个小村重塑辉煌。

回到“集体”

“沈浩思路”很明确:通过土地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这一思路提出来后，在小岗村和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惊呼，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而小岗人对此的态度也分成两种，支持者对单纯粮食生产增收不再抱有希望，可以走新路尝试尝试；反对者认为“没有比一家一户更好的政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害怕一旦被收回，将失去立身之本。

两种观点激烈地交锋。经过两个月三次会议的讨论，小岗人同意了村委会的意见，将承包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在“沈浩思路”中，把土地集中后，将进行土地整理，形成大块的平地，“最理想的是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农民租出土地，按每年每亩地500元获得租金。

严金昌是“沈浩思路”的支持者。他将自家的10多亩地拿出来，让上海一家公司办商品猪养殖基地。因此，他也进入基地当上工人，每月有800元的工资收入。养猪基地最多时有8名工人。2006年因为种猪生病，规模减小了，严金昌当上“场长”，下面只有两名工人。

除了养猪厂，小岗村还搞起了600亩的葡萄种植区，由大学生带动的双孢菇种植占地百余亩，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沈浩介绍，小岗有一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设现代农业公司、工业发展公司、旅游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物业公司和商贸公司，还将引导农民建立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他坦言，引进龙头企业只是创造了条件，还没有“结果”。面粉厂、钢构厂等项目都在筹划阶段，还没正式“落户”。

对这几年的发展，严金昌说“还可以”。他的5个儿子，一个在外面开车跑运输，4个都进了本村的合作组织打工。2007年，小岗全村人均纯收入6000元，成为“安徽省百镇千村新农村改造计划”试点村，绝大多数人都住上了楼房，拥有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