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允和/文
《瞭望》文章:粮食生产60年变迁
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
一面是“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实际上是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直到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机”，何康说。
但在当时，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强烈。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许”，只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有相当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的观念，当时各省领导之间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岂止争论”，何康回忆说，“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会造成‘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实，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来获取收益，解放之后农民是按劳动来分配收益，本质是不一样的。”
“包产到户”全称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何康解释说，“生产队以工分计算劳动所得，但在记工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牵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关系，难以做到公平。所以，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责任制，后是联产承包，交够了国家的，满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理顺了生产关系，明确了多劳多产多得，稳固了粮食生产”，何康说。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的实践，有一个原则值得谨记，就是一定要把生产劳动与其所生产的成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何康指出，“还有就是要分清责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肉烂在锅里，好坏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之后，又带来了如何保证多劳多得的问题，所以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这样农民才愿意多下农本，多增产，多增收，这一点农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开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争论实质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何康表示，“‘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只是改进了分配的原则与办法，但它比以往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为了平息争论，更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5个一号文件，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4亿吨)，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何康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这之后的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第五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
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种子技术。在中国的粮食增产中，优良品种起着重要的作用。1973年，袁隆平正式宣布“三系法”杂交水稻诞生，拉开了中国水稻大增产的序幕，平均亩产增加20%，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
1980年代粮食遇卖存运三难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足以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何康说。
“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何康回忆当时，“中国1976-1985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就是说，每年平均增产要近1500万吨，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产量翻一番还多”，实现十年规划的指标，任务是艰巨的，“为了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国科学大会上，何康明确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全国进行气候、土地、水利、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开垦荒地和建设农、林、牧、副、渔基地提出最适宜的区划方案；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集中应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在盐碱、红黄壤、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地区，建立综合治理低产田的样板；建立现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种资源库，加强品种资源搜集、鉴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种子公司，承担良种繁殖和推广任务；加强对生物遗传、生态、生长发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了加强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工作，这次大会决定将现有的中国农林科学院重新分成农业科学院和林业科学研究院，并筹建水产科学研究设计院。同时提出要办好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研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自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起，何康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何康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何康带头听课，并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
“科研成果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当时全国有中低产田五六亿亩，各有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如土质问题，太黏的，就需要掺沙，还有土壤改良、测土施肥等。”何康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对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开展工作。
尽管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进一步来看，存在着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关键是我们对农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投入还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获“世界食物奖”之后，何康以20万美元的奖金为本金，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助学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开展农业国际交流，为培养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
1980年代的粮食
“卖难”、“存难”、“运难”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反映，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而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却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粮价迅速下跌。
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谷贱伤农，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9月，万里召集田纪云、杜润生、刘毅和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研究”，何康回忆。
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而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
但大家都认为，“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何康说。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研究议题，即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会议明确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邓小平评价说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1985到1988年，由于粮食连年减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平价粮食收支缺口扩大，购销价格倒挂拉大，国家用于粮油方面的补贴越来越多，这些不仅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给粮食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粮食流通体制不改革，粮食工作就没有出路”，何康说。
到1989年，粮食实现了增产，1990年又获丰收，市场粮源充足，牌市差价缩小，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而又稳妥地把流通体制改革及时引向深入。
对粮食的管理，当时强调的是既不能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实行自由购销，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搞活流通，做到有“统”有“放”，“放”“管”结合。
这开启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进一步的改革，则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1982-1991年十年间，我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继1986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1993年获得了“世界食物奖”，该奖是国际粮食领域最高的荣誉，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农业奖，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设立了此奖。”何康介绍。
在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之后2年，即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国外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每年必须进口5000万～1亿吨粮食”，何康回忆，“得出这一结论，他们有四个认识基点，一是中国农业的物质制约十分严重，投入不可能有显著增加；二是粮食价格扭曲，粮食市场壁垒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购销价格倒挂，补了消费，没有补生产，生产资金不足；四是中国不仅面临口粮问题，还面临饲料问题，不可能以肉代粮。”
“他们还认为，看中国粮食发展趋势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为参考，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为参考”，何康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我们研究，“但应该看到，制约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不可改变的。增加农业投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何康指出:“虽然中央确立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的战略思想，通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生产，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领导重视，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强基础建设。”
何康回忆，“以1988年粮食减产来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较重、种粮利益比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985-1989年农业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和减少农业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靠着几十年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另外，农业投入有滞后效应，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连续几年徘徊，除了价格因素外，投入的连续下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没有提高，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从今天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依然是政策、物质与资金投入、科学技术都不可少，”何康说。
“而且，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现状来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1990年我们提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5亿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是不高的，按当时预计的12.5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当前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从世界范围比较，高于平均水平，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较低，我们没有理由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康指出。
采访结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奖”时的发言，其中一段是:“未来属于敢于梦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条件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们正处于新兴科技的前沿，我们享有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有决心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携起手来，把饥饿从全世界的词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下个月要到位于甘肃、宁夏、陕西三省交界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参加农耕节，这里曾经是农业始祖神农氏的故乡，但现在仍属全国贫困地区。他衷心希望通过这一盛大节日的推动，可以有助于庆阳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人民安康。
如何在当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做到长远手中有粮
文/尹成杰
世界粮食供求依然紧张，一些国家粮食价格仍在高位运行，粮食安全潜在风险突出。而中国继2008年粮食总产突破历史最高水平，实现40年来首次连续5年增产之后，2009年有望再创丰收。
粮食既是商品，又是战略物资，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粮食生产的丰与歉直接影响食品的供给、农民的增收、农村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运行，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更是意义非凡。
与一些国家因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经济下滑、社会动荡相比，中国粮食生产、价格保持了持续相对稳定，为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一切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精力。30年的农村改革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状况，实现供求基本平衡，具备了10000多亿斤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粮食储备远远高于粮食安全警戒线。
同时应该认识到，我国农业仍属弱质产业，农业资源紧缺，经营规模狭小，基础设施薄弱，比较效益较低，粮食发展的资源制约日益加大，面临着资源偏紧和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当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做到长远手中有粮，需要更加兢兢业业致力于粮食安全工作。
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国内自给，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
一是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农业的力度。完善和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新时期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6个一号文件制定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了粮食主产区建设，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近些年来，制定出台的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和“四取消、四补贴”政策，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到2006年末，国家已先后废止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仅此项每年就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市场粮价和价格总水平，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仅2008年就3次提高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提高4%～7%。
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成功研制了一季单产1400千克的玉米超高产技术和亩产800千克的的二期超级稻，亩产900千克的三期超级稻育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提高到95%以上。我国已进入世界农业科技大国的行列。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
三是健全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十分悠久。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实行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初步形成了中央、省、地县三级储备体系。国家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从体制上保证了中央储备粮管得住、调得动、用得上，提高了储备粮的调控效率。
此外，农民几乎家家储粮，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特殊的“稳定器”，与遍布各地的国有粮仓一起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根据国家粮食局的调查，长期以来，我国约有60%的粮食储藏在农户家中。
10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的重大作用
在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史上，迄今有5个年份粮食产量超过10000亿斤，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刚刚过去的2007年、2008年。
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0091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次达到了10000亿斤水平。这是从1984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8000亿斤水平之后，经过12年不懈努力，最终突破了10000亿斤大关。在1998年、1999年粮食产量接连创造新高之后，连续5年粮食生产下滑，2003年粮食产量下滑到8614亿斤。时隔4年之后的2007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又重返10000亿斤台阶。2008年粮食产量超过1998年，达到10570亿斤，创历史新高。
在世界发生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全局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意义尤为重大。
从粮食生产自身看，粮食生产走出多年下滑、低谷徘徊转向稳定发展，重登10000亿斤台阶，有力保障了粮食供给，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稳定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提高了粮食供给的安全性。
同时，也表明我国已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对策和经验，具备了10000亿斤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这包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扶持粮食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实施优粮工程和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等。
10000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轮世界粮食危机中，即使有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很强的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粮食供给能力，照样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所以，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既要看科技实力、工业实力和二、三产业实力，更要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其他实力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规模大，乡村人口布局分散。人口粮食消费和饲料粮食消费数量巨大，粮食需求和供给具有放大效应。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解决吃饭问题，必须保持自有、有效的粮食供给能力，特别是遇有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更显重要。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力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高，人们生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仍占较大比重，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供给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物价总水平的涨落，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我们有过教训，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农产品供给不足有关。
2006年、2007年两年，由于有些农产品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特别是猪肉供给偏紧，一度带动农产品价格和饲料价格上涨，使得食品价格上涨较快，推动了CPI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几次抛售储备粮和储备肉，用来调控粮食价格和肉食价格，收到了预期效果。
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稳则百价稳。粮食价格以及受其影响的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占1/3左右。粮食价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一旦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波动。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力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当前，正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时期，粮食连续增产，特别是达到10570亿斤水平，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时，保证了饲料供给，促进了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2004-2007年，由于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共提供饲料粮67508万吨，有力支持了畜牧业发展对饲料的需求；
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2007年粮食加工转化率已达3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已达2.67万亿元；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食物保障，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全国目前已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2.3亿人，有力支持了城市各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显现，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农产品供给偏紧。目前，农产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与生产某种农产品的比较效益低密切相关。2006年由于种植油料和养殖奶牛效益低，油料生产和奶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如果不能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农产品供给就可能出现总量供给偏紧、结构性矛盾突出、个别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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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靖
编辑：
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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