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参观过红旗渠的人很多，但见过或了解杨贵同志的人却不多。实际上，从红旗渠的决策指挥到建成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贵与红旗渠就一直分不开。我和许多新闻记者曾多次采访杨贵与红旗渠，自然也就和杨贵与红旗渠结下了几十年的情结。现在，《杨贵与红旗渠》就要出版了，我乐意也应该为杨贵与红旗渠写几句话。

杨贵同志小我7岁，15岁入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的艰难岁月。他17岁当区长，带领武工队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至今臂膀上还留有敌人的枪伤。全国拥军模范靳月英的丈夫，就是为掩护杨贵而牺牲的。我1998年访问靳月英，她还能唱出50年前的纳军鞋歌谣———“纳呀、纳呀、纳军鞋，杨贵、杨贵、好区长，鞋壮、路长、打胜仗，保卫咱解放区好时光……”可见，年轻的杨贵在老区人民心中的分量。

建国初，杨贵担任林县县委书记。他不忍心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后还受干旱缺水的煎熬，组织县委一班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大自然的脾气”，决心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1955年起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1960年动工兴建红旗渠。当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国际反华势力又卡我们的脖子，面对重重困难和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反对、指责，杨贵和县委坚信，修建红旗渠符合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建成。经过5年艰苦奋斗，1965年建成了最艰险的总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条干渠。对红旗渠和林县山区建设的成就，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都及时作了宣传。周恩来、李先念、谭震林、陶铸等中央领导也多次表扬杨贵和林县县委，《人民日报》曾两次发社论称赞“林县县委是全县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我作为新华社领导成员，曾参与组织、编发过这些报道，对杨贵和红旗渠是由衷敬佩的。

我第一次采访杨贵与红旗渠是在1966年春。之前，1965年12月我和冯健到郑州为召开国内分社工作会议调研，就打算到林县采访报道红旗渠。只因为周原说到焦裕禄和豫东灾区的情况，就先去了兰考。1966年2月，我们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在林县长期深入基层的新华社老记者华山看后很激动，要我一定到林县去一趟，写写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那些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们。华山与我一起在延安“鲁艺”学习，在东北解放战场并肩战斗，几十年情同手足。1965年，华山写的反映红旗渠建设的《劈山太行侧》报告文学，已引起我很大兴致。

3月，我又去兰考写了篇《再访兰考》，4月便赶往林县。华山一见我，非常高兴，领着我跑遍了红旗渠的整个工程，一起采访了杨贵、马有金等县委领导和红旗渠特等劳模路银、任羊成、常根虎、王师存、李改云等。记得杨贵对我说:“我们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实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说，“你这三句话就是建设红旗渠实践形成的红旗渠精神。”采访中许多劳模和干部群众都说:俺杨书记就像你写的焦裕禄，一心为俺林县人谋幸福。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是俺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遗憾的是，正当我们准备深入采写杨贵与红旗渠时，国内形势突然变化，我不得不匆匆赶回北京，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宣传杨贵与红旗渠的计划也不得不被迫中止。这件事无论对我还是华山，心灵上一直是个难平的创伤。

“文化大革命”中，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毒打。林县群众暗中保护他，给他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把他从造反派的囹圄中抢出来送到山西李顺达劳模家，后又辗转来到北京，躲在新华社记者胡敏如、方徨和程竞明、李后家里。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杨贵与红旗渠的情况，周总理指示河南把杨贵保护起来。我当时自身难保，但也为我们的记者仗义执言暗自欣慰。这样，杨贵到1968年才被“三结合”，得以出来工作，继续组织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69年冬，我第二次到林县去。那时，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已全部竣工，杨贵刚被外调，可省里军管负责人却在林县组织批杨贵、肃流毒，说“杨贵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我到离县城不远的胡家庄看望华山，他住在两间石砌的小屋里，生着煤火炉，吃饭自己做，生活很清苦。华山本来就有肝病，说到有人批杨贵和红旗渠，气得满脸涨红，说“上面有人捣鬼”。我劝他少动怒，或者回郑州或北京治一段病，他说，“和老百姓在一起，我才活得痛快！”这样，我想再次采写杨贵和红旗渠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1972年10月，康克清同志到林县参观红旗渠。华山闻讯找康大姐反映情况并写了一封长信，用大量事实揭露了造反派在河南军管负责人支持下诬蔑红旗渠、迫害杨贵和大批干部劳模的倒行逆施。康大姐看后觉得问题严重，及时把华山的信送给国务院领导传阅。周总理看后当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和杨贵同志来京汇报批林整风。会上，周总理拉着杨贵的手质问那个负责人，你为什么反红旗渠？为什么整杨贵同志？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制止了造反派在林县的倒行逆施并解放了杨贵同志。党的十大杨贵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周总理又提名杨贵到公安部担当重任，处理复杂局面。

那是一段特殊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杨贵同志没有辜负总理、先念、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托。在那段岁月里，我和杨贵以及到水电部工作的郑永和同志相互勉励，兢兢业业。不想一段时间后，一些人却和林县“文革”中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借机否定杨贵与红旗渠，致使一大批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和干部群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尽管1979年中央已调杨贵到五机部工作，1982年又任国务院“三西办”副主任，但在林县一提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然而，林县人民对杨贵与红旗渠的感情是隔不断的。90年代初杨贵两次回林县，广大干部群众潮涌般扑向杨贵，场面非常感人。时任河南省委领导的李长春同志感慨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像杨贵同志那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离开岗位多年还依然受群众拥护和爱戴。新华社记者武成德根据现场采访写了篇《杨贵同志回林县受到群众欢迎》的内参稿，在领导干部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1993年，河南省委作出了在全省学习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国务委员陈俊生又专程到林县考察并向中央写报告，江泽民、李鹏、温家宝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那年初冬，我和冯健、周原重访河南，原计划在豫西、豫中采访后再到林县，没想到由于大雪封山，把我们困在了安阳。任羊成等几位红旗渠劳模得知后，特地赶来安阳看望我们。我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问马有金、路银、常根虎等其他劳模的情况。当年的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说:他们已含冤去世了，俺仨也是替他们来给您说说心里话……说着说着，劳模们不禁失声啜泣，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也止不住热泪盈眶。我一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劝慰他们: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红旗渠是咱中国人的骄傲，更是林县人民的骄傲。你们是红旗渠的功臣，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次难忘的相见后，我写了篇《两张闪光的照片》，追记了我和任羊成等红旗渠劳模几次相见的情况，收在了《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不想，王师存看到我的书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1998年深秋，我和杨贵一起重访红旗渠。当任羊成和郭秋英在青年洞口对我说，当年杨贵书记和群众一起同甘共苦修渠，比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红旗渠故事》更艰苦、更生动时，我一手拉住杨贵，一手拉住任羊成动情地说:“正是有了杨贵这样的县委领导，有了任羊成为代表的修渠劳模和电视剧里‘刘技术’那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才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江泽民同志前年在这里已经说过，‘不要忘记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

回到北京后，我和许多了解杨贵和红旗渠的老同志都感到，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不要忘记修渠的人”并未完全落实，曾两次向中央领导和河南省委写信反映杨贵同志以及红旗渠劳模的情况。既然在新时期还要大力弘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就应该让杨贵和所有修渠有功的人扬眉吐气！

2002年6月，林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特地邀请我和杨贵前往参加新落成的红旗渠纪念馆开馆仪式。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代表省委讲话说:红旗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当年，红旗渠的策划者、建设者之所以决心修建这样一条太行山上的人造天河，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几十年后，红旗渠精神之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红旗渠精神与“三个代表”是完全一致的……看到任羊成、李改云、郭秋英等红旗渠劳模和所有到会的人都热烈鼓掌，我和杨贵会心地笑了。

那天下午，我和杨贵住到了远离县城的石板岩山区，还一块上山看了家乡人为活在福建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修建的“文昌阁”。不想，许多劳模、干部和群众还是冒雨赶来看望杨贵。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等候的人排起了队。有的就是来见个面，握握手，有的干脆带着照相机来合个影，还有的怕我们着凉带来了衣服，甚至山西平顺、壶关两县的干部群众也闻讯赶来了。傍晚，离我们住处五六里的陈改莲非要拉杨贵和我到她家吃饭，说杨贵“文化革命”挨斗在她家没吃好饭，几十年来她一直心不安。这一说，我和杨贵只好去了。吃着山韭菜包的素饺子，喝着炒米杂面汤，不禁回想起三年前我们从青年洞下来路过任村桑耳庄，许多群众给杨贵捧来柿子、核桃、山楂、板栗硬往我们兜里塞。林县人民对杨贵同志的那种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现在，《杨贵与红旗渠》一书经过作者几年收集材料和辛勤写作，就要出版了。尽管书中的杨贵还不够鲜活，有些话没能讲透，一些章节详略欠当，分寸的把握也还值得商榷，但作者确实收集了大量素材，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且能够秉笔直书，客观真实，感情质朴，语言流畅，还杨贵与红旗渠本来面目，实属难能可贵。至于我这篇序言对杨贵与红旗渠的叙说，与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杨贵与红旗渠相比，多一句，少一句，深一点，浅一点，又有何妨呢？

本文是穆青同志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杨贵与红旗渠》一书所作序言。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